2、提倡以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更替东方的家族本位主义。陈独秀指出：「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识，宗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日养成依赖性，找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佩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3、鼓吹法治。陈独秀写道：「以法治实利为重者，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结虹，社会个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 然有叙」。（15）而法治的必然归宿是宪政。
4、反对南北军阀进行的战争，支持和谈载军，力图以思相的灌输和批判，帮助中国人树立科学（理性）的态度，摆脱中国古代文化负面因素的束缚，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观念，提高现代公民素质，为民主共和的现代中国构筑牢固的基础。所谓「西化」、「反传统」，就是这些努力的不尽准确的表述。
新文化运动这条「修身治国」之道，与当时国民党（包括中华革命党）的主张迥然不同。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没有完成革命政党到民主政党的转型。它一直没有放弃武装，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代表。1917年开始，在「护法」的旗号下，力图用武力扫平政敌，统一全国，建立自己支配下的中央政权，当时的中央政府内以段祺瑞为代表则坚持武力统一的政策。在混乱的政局中，两者是对立的两极。国民革命的兴起虽有苏俄和中共参与的新因素，但它是国民党的「护法」战争的继续发发展。离开了这条基本线索，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激进主义。
对於这两极的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都批评和否定态度。除了对北方政府不断有所批评外，陈独秀也指出南方的护法者亦有违法，双方不妥协的极端态度更是不可取的。他说：「我劝南方护法诸公，不要拿抽象的护扭牌，来压倒一切，要从具体的事实上，想想自己所做所为，有无再要他人来护法的地方。再想想除了法律问题以外，有无关系国家存亡的政治问题，比护法更加紧要？又再想想现在既不能达「武力解决」的目的，那「政治解决」的方法，是否应当采用？」（16）至於蔡元培、胡适等人一贯主张调和、妥协，更是象所周知的。直至1922年，他们还再次重申：「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17）这些都是与国民党的「激进」针锋相对的。
进一步考察国民革命的实际状况，它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更洞若观火。
在中国大陆，至今仍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国民党建立的专制统治，是1927年蒋介石等有「清党」中「背叛」革命的结果。其实，从国民党改组到1925年国年政府在广州成立前后，极权统治体制已见端儿。
首先，与新文化运动的追求针锋相对，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们把反个人自由作为思想教育的中心之一。
黄埔军校造就了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的基本骨干。孙中山以其一实思想，对黄埔和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所谓文武两学堂的学生谆谆增教诲的就是要取消个人自由。他说：「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18）参与国民革命的中共领袖对此深信不疑。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跟着说：「总理会说，谋人类的自由，就要去掉个人自由。这一点如果相信不彻底，一定不能革命。」（19）蒋介石更把这个反个人自由的论调，唱得整天价 ，使之成为驯化盲从工具，建立个人独立裁的思想武器。他说：「学生与校长的生命是不相分离的，是整个的。」「你们既入了本校，对於自己的生命，已经是交给了总理了，交给本校长了。」（20）个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平等自然是不能讲的，剩下的只有一句话：「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21）如此赤裸裸的专制主义，竟没有受到任何抵制。
其次屿新文化运动高扬法治精神相反，国民革命追求的是消灭司法独立和法治，极力推进「党化司法」。广东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曾振振有辞的宣布：「权源要必操之於党，所谓以党治国，即以党为最高权之所在……故离党而独立之机关，绝对不容其存在也。」为此，司法制度「要非根本改造不可，而根本改，即非提倡党化的与革命化的司法不可。」（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