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和言论自由有所保障的状态下，各种思想可以自由竞争，多种声音并存，互相牵制，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戾气较易化解。在北京大学，最极端的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经常现现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亦有一些感兴趣的师生组成研究会公开、自由地研讨。「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而且「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各地的中学也沿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⑨思潮的激进通常是社会矛盾尖锐加上压制言路的苦果。新文化运动发生在思想和言论比较自由的环境下，又以维护和扩大这些自由为职志。视之为导致文化激进思想潮泛滥，显然不符合实际。
政治激进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从辛亥革命至五十年代，中国一直战乱未息，如果加上被毛泽东称为「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则动乱的时间更长。这些动乱是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后果？限于篇幅，一篇小文不可能全面回答这个问题，本文主要以紧随新文化运动后兴起的国民革命为例，看看两者何关连。其实弄清这一时段的情况，整个问题的答案也思过半矣。
这期间的战乱首先是由军阀造成的。段祺瑞等人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冀图用武力统一全国。西南军阀则以「护法」为名，力图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用孙文的话来说，两者是「一丘之貉」。
「国民革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它的兴起，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中采纳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纲领，党军的编练，都留下了来自苏俄的胎记。不过，不能把苏俄的影响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后者反对的是中世纪的意识形态；而前者虽与后者有切合点，亦有很大的相左之处。
苏俄十月革命的冲击波遍及世界各主要国家，不过，作为激进思想，布 什维主义仅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它能否成为政治激进主义的实践，取决于不同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紧密合作，不可能形成如此规模的国民革命。无不讳言，新创建的小组织－－中共发展如此迅猛，借助国民党之处更多。
以《建设》、《星期评论》为代表，一些国民党领袖如胡汉民、戴秀陶等人支持文化运动。但孙中山欣赏和理解的主要是五四爱国运动。他支持思想革新，对新文化运动却不完全理解。他从新文化运动中得出的直接结论是要加强宣传工作。用他看书的话来说是：「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主论……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与论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因此，他汲汲於筹款建立印刷所，鼓他所发明的让后知后觉跟随先知先觉的，「知难行易」一类理论。而对作为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核心价值－－个自由以及白话文学等等则持反对的态度。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其领袖虽然以不谈政治相标榜，其实他们选取了一条与当时的军阀，政客有别的救国道路。《青年》创刊伊如，便在第一页登出《社告》，揭橥他们的宗旨是「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11）他们说「不谈政治」而又突显「修身治国之道」，大致有这么几个要点：所谓「不谈政治不过是避免进行当前政治行动的鼓动，着重从学理的层面设清有关问题，使人们可以得到认识处理当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启示。这就是他们「不谈治」而又突显「修身治国之道」的真实含义。后者大致有这么几个要点：
1、根据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学理，反覆阐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强调「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吾人爱国之行为，在振张一已这权利，以堵拄国家牺牲一已之权利，则反员害国家存立之要素……故国家识务，与小已自由之畛域，必区处条理，各适其宜。」（12）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