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的引擎推动作用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和力量无法替代的，政府在对经济的参与过程中所表现的行为绝大多数是理性的（即满足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我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是极好的证明。但由于种种原因，政府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也比较突出，成为体制改革中一个深层次的、棘手的、又必须消除的问题。本文提出政府非理性行为这一问题，并不是消极的，而正是欲通过分析其表现、原因、研究消除它的对策，为政府行为得以规范、有秩序地实施和政府理性目标的实现提供引玉之砖。
一、政府非理性行为的表现
1.政府赢利行为。非赢利性，是政府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政府代表公共权力，因而政府行为必须以非赢利性为依据，而不能有独立的利益取向，否则就扭曲了政府形象。然而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却从事着许多工业、贸易、商业、甚至豪华宾馆等服务业，直接扶植自己的小金库。这固然增加了政府部门收入，但却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并为政府官员的腐败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一些政府部门为了赢得一己之利，使得哪怕最权威最合法合理最无可挑剔的管理内容、形式、方法、手段都走调变形。如监督检查、合理收费、依法罚款、适度集资，本是政府部门履行职责、管理社会的途径，但现在某些部门却把它们变作求利的手段。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把其为社会服务的基本职能与经济利益结缘，弹出一支支服务变奏曲，在服务的前奏下收取高额费用。
2.行政权力性市场垄断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环卫和交通部门能够强迫机动车和驾驶员购买其所提供的各种物品和劳务，各类政府机构的官办公司可以凭藉行政隶属关系拥有各自的营销领地，甚至党政理论宣传部门也可以通过某些精神产品的指令性发行而大赚其钱，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商品买卖关系的形成带有明显的行政强制性。供给者（都有堂而皇之的身份）依靠行政权力不仅能够控制商品价格，而且可以左右需求行为，权力影响越大，超额利润就越高。这种行政权力性市场垄断行为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政府行为，其本质是权钱交易，是对市场的非理性干预和分割。其经济效应是负面的：它把需求→价格→供给→资源配置这一正常的市场机制扭曲为权力→价格→供给→资源配置，由此造成经济的低效率；造成大量的商品无效供给和严重的实际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经济福利的更大损失和大量资源的非生产性流失；诱发政府工作人员腐败堕落甚至违法犯罪，产生社会政治成本。可见，行政权力性市场垄断行为是一种极其有害的政府非理性行为。
3.决策上的随意或冲动。政策是最大的政府行为，所以制定政策应该是一个客观的、科学的、有序的动态过程。因为政府要对全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它天然地应该从客观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能有短视行为。任何不顾客观实际、闭门造车、夹杂个人偏好和情绪的政策，都可能殃及社会和公众。然而在改革的进程中，却有不少地方政府机构的不少决策表现出冲动和随意甚至有的任意妄为。比如对经济的诸多决策，不是依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制定的，而是凭主观意志、凭狭隘经验、凭一时的热情和自负、凭人云亦云的一窗风来制定事关国计民生的大计。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甚至只是把决策与其政绩挂勾，为了追求和显示政绩，要么不顾本地实际，别人干什么自己干什么，形成这个“热”那个“热”、形式主义等弊端；要么只讲高速度，只抓投入，只要在向上级申报政绩时有话可说即行；甚至以邻为壑，以短损长，逞一时之能，遗历史之害，以本届之功，留后届之患。尤为严重的是把一些役民之举冠以人民事业而动辄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悖逆民意，不恤民生。
4.裁判踢球行为。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卷入经济活动，否则就如运动场上某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一样，无法以公正人的角色来协调各种矛盾。但是迄今为止，政府还没有完全退出微观经济领域。有些地方还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地方政府亲自插手，把银行税务部门请来强行为企业提供贷款和减免税金，或发动企业搞“扶贫”，把好的企业和差的企业合并搞“拉郎配”，搞平均主义……所有这些情况，依然是裁判踢球行为，不仅有悖于《企业法》和《条例》，而且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