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新的节目形态在中国悄然兴起。这种在西方被称作“脱口秀”的节目以一种崭新的传播理念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受到了大众的广泛欢迎。以《实话实说》为例，从创办至今短短不到六年的时间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000万观众的名牌栏目。电视谈话节目在中国起步虽晚，发展却极为迅速。据统计，国内目前的电视谈话节目已达180个左右，基本上每一个省级电视台都有自己的谈话节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对话》、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北京电视台的《国际双行线》、湖南卫视的《新青年》等，这些节目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节目定位，较为成熟的节目风格以及较为稳定的受众群，它们正在以各自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为什么这类"脱口秀"节目会风靡全国？它的盛行会对社会发展和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思维模式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值得人们思考的。当我以《实话实说》作为个案尝试着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的时候，与传媒从业者不同的是，我关注的不仅仅是节目操作运行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于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和社会等深层次的因素，以期能使理论和现实产生某种相关性。
1. “脱口秀”：私人化的公共话语空间
“谈话节目”（talk show）英文原指美国广播电视中一种以谈话为主的节目形式，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在谈话现场一起谈论各种社会,政治,情感,人生话题，一般不事先备稿，脱口而出，因而被港台的翻译家们形象地译作“脱口秀”。在美国，广播和电视中的谈话节目都可以溯源到这两大媒介的发韧期，在80年代真正成为一股潮流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如今它已经成为海外电视媒体中容量很大，很主要的一种成人节目。和美国一样，中国最早的谈话节目也是出现在广播节目中， 90年代初期电台广播中采用嘉宾和电话参与的谈话节目大受群众的欢迎。但近年来随着电视第一媒介地位的确立，电视谈话节目以绝对优势取代了广播的位置。虽然中西具体语境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来讲，脱口秀这种节目形式都是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或地域性的谈话系统来实现它作为“公共领域”的功能。它为大众提供了一种类似于古代议事厅那样的公共话语空间。与古代不同的是，当代电子媒介的平民化性质造成了这种公共空间的私人化。 “脱口秀”就公共领域私人化的典型代表。
“公共空间”最早是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哈贝马斯将它发展为“公共领域”"的概念。“公共领域”是指在政治权利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达成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 “公共领域”是同“私人领域”相区别的，在现代社会以前，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泾渭分明的，后者主要用于讨论公共事务。在哈贝马斯看来，随着公众由主要依靠阅读书籍（文学）变为依靠画报、杂志、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来进行沟通，文学公共领域消亡了，文化批判的公众逐渐转变为文化消费的公众，“公共领域本身在消费公众的意识中被严重的私人化了”。这主要表现在原来高高在上的公众领域变成了发布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当代传媒在公共领域的这种结构转型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在报刊中时事新闻的故事性大大的加强了，。这样做的结果就使 “这些材料逐渐以消费的充足度代替现实的可信度，从而导致对娱乐的非个人消费，而不是对理性的公共运用。”①以电视为代表的当代电子传媒在这一点上表现的特别突出。
与以往的纸质媒介相比，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当代电子媒介视更为平民化的，它们对受众的素质要求很低。这种受众定位就确定了它们所传播内容的价值取向。当代媒体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这在以图象为主要传播介质的电视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就现代传媒的理念来看，电视的生命在于对人的关注：关注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关注人的内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关注于他们生活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等等。人们在不断地寻求表达对人的关注的最好方式时，“脱口秀”就应运而生了，普通大众终于在媒体上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在网络出现以前，所有的传播模式都是单向的。“脱口秀”的出现是对大众传播学中的“枪弹论”的突破，它开创了双向交流的模式。从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到电视机前的观众，人人都既是传播者，又是被传者。毫无例外，中国和西方的脱口秀都是从与人们密切相关的事出发，通过小事，来达到对人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