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超文本
超文本作为一个术语是美国学者纳尔逊在1963年提出来的。 纳尔逊原先是学艺术的，但早在大学时代就对媒体和出版感兴趣。上哈佛大学选修为人文学科开设的计算机课程时，他迷上了这潜力巨大的机器。他认定人类的未来在于交互式电脑屏幕，电脑的用处无穷，局限只在于人的想（只怕你想不到，不怕电脑做不到）。对于纳尔逊来说，"超文本"意为非相续作品（non-sequential writing）。他认为：人的思想是非相续的，传统作品则是相续性，因为它是口语的记录，而口语必须是有秩序的。纳尔逊注意到印在纸上的书只有取相续的形式才宜于阅读，这样一来，写作就成了强迫思想由非相续变为相续的过程。如果能够通过机器创造一种可用更灵活的方式加以操纵的文学形式，便有可能产生一种新型的写作，这就是超文本。目前，超文本已有多种形态。一种以传统的印刷媒体为依托，是影响不大的实验，如纳尔逊本人的《文学机器》（1981）等。另一种以单行电子出版物为依托，应用得相当广泛，但受制于磁盘、光盘或磁光盘容量的有限性，尚不能充分体现其特点。超文本真正大显身手是在联网电子出版物上。1989年，欧洲高能物理实验室的蒂姆·伯纳斯·李开发出了超文本标识语言，这种语言使人们得以轻而易举地实现文本间的相互链接，它在Internet中的应用促成了万维网的诞生，也为世界性的艺术资源共享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超文本在实践当中已经获得广泛应用，在理论上则引起了争论。对于超文本的认识存在以下分歧：其一，拥护者主张：超文本给了读者以选择的自由。反对者认为：对超文本来说，每隔几句就得决定追随哪个链接，和文学阅读的沉浸特性是格格不入的。其二，拥护者认为：超文本为作品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例如读者在阅读弥尔顿的《失乐园》时，可以方便地调用与之有关的《圣经》，以至于荷马、维吉尔、但丁、斯宾塞等人的作品，通过联想把握其意义。反对者认为：超文本将这些作品作为等值物来处理，但这种做法并不是文学阅读之所需。不论是《圣经》，或者是荷马史诗，在我们阅读《失尔园》时都只是背景，而不是等值物。要深刻理解弥尔顿这一名作的含义，读者必须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甚至是整个西方文化）有融会贯通的理解，并懂得弥尔顿本人如何阅读和借用前人的作品。将弥尔顿的《失乐园》改造成超文本，只会使读者满足于肤浅的阅读。其三，拥护者认为超文本将包括艺术作品在内的信息资源整合成一体，从而有助于人们从中发掘知识、进行创新。反对者认为超文本将完整的作品肢解成一个个碎片，不利于人们有效地进行分析和综合。
被称为"超文本之父"的纳尔逊为建造自己心中硕大无朋的"文学机器"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尽管如此，他的梦想正由茁壮成长的万维网变为现实。面对在线超文本出版系统的挑战，有的人伤心地为现代印刷技术的创始人、德国工匠谷腾堡唱起了挽歌。面对同样的系统所提供的机遇，又有人为"人人都可成为艺术家"的前景而欢呼。在我们看来，新陈代谢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现象，电脑媒体的兴起、印刷媒体的衰落不过是人类社会的活力在传播领域的表现，没有任何理由为此而悲观。当然，水涨船高，超文本在线出版系统既降低了发表作品的门槛、从而使"竖子"个个都有希望在赛伯空间中成名，但"大浪淘沙"的规律仍将在网络时代起作用，并不是每个将自己的作品上载的人都会获得承认，艺术的活力仍将表现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优胜劣败上。
（3）电子主体性（cybersubjectivity）。
根据笔者的理解，"主体性"至少有三重涵义：表现在对自然界的关系上，是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表现于社会存在中，是与人的身分相联系的意志自由；表现于人自身的心理存在，是主我相对于客我而言的反思与追求。不论在那种涵义上，主体性本身都是历史的、可变的。在《媒体哲学》一书"飘游的主体"这部分的首页，作者Mark Taylor与Esa Saarinen简要地评述了网络时代主体性的变化："在电子空间中，我能易如反掌地改变我的自我。在我知其无尽的形象嬉戏中，身分变成无限可塑。一致性不再是个优点，而是个缺点。完整性成了局限。万物飘游，与之周旋的每个人也不再是一个人（everyone is no one）。" 面对这种变化，西方理论家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持欢欣鼓舞的态度，认为网络给人们带来了自由转换身分的可能性；另一派则大张挞伐，认为网络时代只能给人们带来新的不平等。前一派乐观地将赛伯空间看成新型主体所栖身的乌托邦而加以赞美，后一派则悲观地将网络时代看成人文精神被葬送的乱世（dystopia）而大施挞伐。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来源迥然有别的价值标准和社会立场，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是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氛围。要想真正弄清数字媒体、赛伯空间和电子主体在人类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必须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辩证的眼光。只有这样，对以数字媒体为依托的赛伯文化的社会批判才不会变成空洞的抗议，对多重主体性的理想化也才不会过于天真而使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建构都不可能、任何有价值的社会秩序都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