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如上所述，电脑在发达国家已经发挥着相当重要的社会作用，电脑文艺也正在崭露头角。不少理论家深切感受到它们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并就有关"电子语"、"超文本"、"电子主体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1）电子语
电子语是相对于口语、书面语而言的，已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模拟性电子媒体（传统的广播电视）阶段，特点是线性存取、家庭媒体消费、一对多广播、视听模式、用户被动型。二是数字化电子媒体（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阶段，特点是交互式非线性存取、家庭媒体生产（DIY，"Do It Yourself"）、多对多网络广播与狭播、集成模式、用户活跃型。要想理解数字媒体与社会需要的关系，可以拿模拟媒体的价值及其历史地位作为参考系。 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在电子媒体及其与印刷媒体的关系的研究中曾居于引领风骚的地位，其代表人物麦克卢汉的理论在我国早就广为人知。麦克卢汉和英尼斯、奥恩等人对印刷术在欧洲社会变迁所起的作用（所谓"谷腾堡革命"）的认识不乏深刻之处，但他们关于电子媒体的某些观点在90年代受到了空前的质疑。例如，奥恩认为电子媒体代表了"口语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回到先于书面语时代的"初级口语"，而是臻于"第二口语"。他观察到：电子媒体可以比任何游吟诗人唤起更多的注意和信仰，现场音乐和表演如今可以传送给千百万人，而不只是一个公园或音乐厅的几百人。 斯切优涅曼等批评者认为：简单地将眼、耳分离开来是不恰当的。"第二口语"的提法仅仅注意到了"耳"的作用，忽略了"眼"的意义。事实上，媒体从来是、并将永远是视听型的。 他们之间的观点分歧牵涉到一个古老的问题，即诗与画（实为语言艺术与造型艺术）的关系，又颇有现实感。在数字化时代，语言艺术的命运如何、文学能否经受得住图像文化的冲击，尚需拭目以待。
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书面语取代口语成为主导媒介的变化的话，那么，今天人们正目击电子语取代书面语原先所享有的主导媒介的进程。因此，认识电子语所带来的现实变化及其前景的途径之一，是考察当年口语让位给书面语时发生了什么。围绕电子语的争论深入到传播学、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文艺学等领域，涉及某些更为深刻的问题，即媒体与人、与社会的关系。古迪根据多伦多学派的思路，在非洲进行了大量调查，认为口语社会相当明显是前逻辑的，亦即缺乏在书写社会中所常见的正规类型的逻辑操作，特别是演绎形式。他认为书面语引入了在空间中对于语言加以操作的能力，人们可以并置概念与前提，看看它们合适与否；如果它们不合适，可另作安排。在转瞬即逝、无法捕捉的口语世界里，不存在对想法进行这类重组和并置的可能性，人们因此无法掌握和检验他人的前提或基于它们进行建构。这样，西方科学无法在文盲社会中被掌握。 许多人类学家对古迪的主张不以为然，甚至感到愤怒，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一、很多人不喜欢古迪所提出的普遍主义线性模式，因为它将西方社会的演变过程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二、生活在20世纪的大多数人还仅能使用非书面语、前书面语或部分书面语。古迪的主张似乎包含了对这些人的某种歧视。其三，他正在使许多人类学家所钟爱的"土著"沦为二等公民、"认知婴孩"或者弱智，原因是他们尚处于口语社会、缺乏理性与逻辑。"口头文学"--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世界上的列维·斯特劳斯们正在勤勉地收集的其它东西--如今听起来像是有缺陷的产品。某些人类学家很快就指出关于书面语正在取代口语的观点是一种误导。他们以马来亚社会为例说明：当书面语转变人们说话的方式的同时，他们的口语实践也迅速嵌入书写实践。 这一争论对于我们认清当前电子媒体与印刷媒体的关系、电子媒体中数字媒体与模拟媒体的关系是大有裨益的。事实上，媒体变革并不是对于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批判的继承。新的媒体之所以能够取代原有媒体的地位，往往是由于它们具有更强大的包容性；在新的媒体出现之后，原有媒体并不是简单地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基于新媒体的包容性来调整自己的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