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职时的信誉考察费用由个人支付。各宗族成员外出供职的信誉凭证是族长推荐信，雇主利用现代通讯技术与族长取得联系,相关费用也不由政府支付。政府对全体公民自谋生路和自筹保险等方面一视同仁。”[10]
这样，许多城市居民都会向本族聚居的农村投资，因为城市中的土地流动较大，较难聚族而居。
宗族守护天下土地的第二个条件是乡村中的优秀居民有机会升层为天下的管理者。 宋明清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以乡村居民都能得到的信息资源(四书五经)为基础进行全国规模的考试选拔。 四书五经这个基础长久不变，使得城乡居民在考试面前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 近代考试内容的每一次变迁，都有利于信息流通较发达的城市居民，不利于乡村居民。
科举考试的优胜者能够在短期培训(如在翰林院中供职)后直接承担管理重任，担任政务官，因为科举考试的方式(如八股)能够全面考核记忆能力、 理解能力、知行合一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既需要勤奋读书，也需要实践敏悟和“慧根”。
“对人文经典知识的把握(博学审问慎思)及表达这种把握的能力(明辨笃行)确实是最难客观化的，而中国人却把这种把握及表达人文知识的能力测验，实现为一种全国规模的、能相当客观、准确地判卷的考试，并行之有效地实行了数百年……有它也许终胜于一个贫寒子弟要想上升，完全无路可入、无门可敲，或者只有一些鼠隙犬洞的情况。对于确有才华的人们来说，对它(八股)真正完全投入的时间也并不需要很长(就能考中进士)，不喜欢它、不擅长它的文人、学者也还是有可能适当调整一下自己的精力(正如现代学者必须付出一些精力谋取职业，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致力于此一段时间而奏功。”[11]
相比之下，近代考生只要勤奋读书，即使实践敏悟的能力较差，也可以获得优秀成绩。优秀生也很难成为政务官。公务员考试中的优胜者只能担任事务官。二十世纪之末的中国大陆，处局级的管理者考试不但难以对乡村居民开放，而且只限于副职，原因是乡村居民的管理慧根用现代方法考不出来，正职所需要的素质也很难通过近代的考试方式来鉴别。
在现代还可以开辟更多的升层途径：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的管理要有区别，国有企业的主管官员应该出自进士科,专业技术人员出自理工科，一般职工来自信誉良好的族长推举的各宗族成员。 国企人员无论高低，离开企业后回归各自的宗族。正如传统社会中的官员离职后回归宗族。
注释：
[1]贺麟：《文化与人生·论假私济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3 ～67页。
[2]何清涟：《中国的陷井》，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第 94页。括号中为笔者所加。
[3]张祥平：《从一阶均衡到二阶均衡》，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夏季卷，第79～95页。
[4]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5～9页。
[5]张祥平：《从一阶均衡到二阶均衡》第93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年夏季卷，第79～95页。
[6]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梁小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7页。
[7]张祥平：《“园”和“园林”的沿用史》，载《中国园林》1995第3期，第20～23页。
[8]张祥平：《知行竞争 利润竞争——中国可持续发展前瞻》，载《中国经济信息》1996年7月，第14期。
[9]译自 Simpson，S。 R，1976 《土地法和地权登记》，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第3页。
[10]蒋庆：《关于“文化复位”的几个问题》，贵州阳明精舍，1999年8月7日。
[11]何怀宏：《传统社会的进身之道——八股取士的重估》第2页，第8页，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第1～10页。括号中为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