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世纪的科学家大多都认为自然界是上帝依照数学设计的，著名科学家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都持此观点。开普勒在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后，高兴地对上帝大唱赞歌，确信上帝是依据数学原理来设计世界的。伽利略则公开声明：“宇宙这本大书是无法理解的，除非我们能够读懂它所用的语言——数学的语言。”[19]（P5）不唯科学家，哲学家也大多持此观点，著名哲学家如笛卡尔、帕斯卡、莱布尼茨、霍布斯等皆持此观点。由于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确信上帝是依照数学原理来设计世界的，所以，数学便成了这一时期的显学。数学观念、数学方法不但渗透到自然科学的诸学科中，而且也渗透到社会科学的诸学科中。在这一时期，社会科学中受数学影响最深的学科要数哲学。许多哲学家都钻研数学，成为颇有影响的数学家，如笛卡尔发明了解析几何，莱布尼茨发明了微积分。这些哲学家把数学观念、数学方法引入哲学，对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哲学是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理论基础，所以，经过数学改造了的哲学又对其他社会科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包括法学。诚如著名的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所说：“法学常常只是把先在哲学或政治等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观点或趋向，在法的方面反映出来……各国都依靠法学家们在法律上反映新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与制订法的新门类……”[20]（P80）
笛卡尔是近代的奠基者，认为理性就是数学，从此信念出发，着手改造哲学。他希望他的哲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数学。他认为：“要使渴求真理的欲望得到满足既不能在形而上学中去寻找也不能在经验学科的博学中去寻找，只能在数学中去寻找。”[21]（P533-534）斯宾诺莎则宣称：“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线、面和体积一样。”[22]（P97）斯宾诺莎在其最著名的著作《伦》中就是用几何学来构建他的哲学体系的，因为在他看来，“数学不目的，仅研究形相的本质和特质，可提供我们以另一种真理的典型”。[22]（P39）莱布尼茨被罗素称为“千古绝伦的大智者”，毕生想发现一种普遍化的数学，用以来代替思考，以计算来解决纠纷。作为一名很有的哲学家和法学家，霍布斯也极为推崇数学，他把数学于对法律现象的研究中。[23]（出版说明）他还曾要求用几何学方法来处理伦理学，但未实现。[24]（P211）康德是一位哲学大家，他认为：“在特定的理论中，只有其中包含数学的部分才是真正的科学。”[5]（P42）可以说，在16-18世纪，西方的一流哲学家只有极少数人不太注重数学，绝大多数人都对数学极为重视，并把数学方法引入哲学。正因为这样，当时的人才说：“凡是想在学识方面超群绝伦的人都一致认为：在研究和传授学问时，数学方法，即从界说、公设和公理推出结论的方法，乃是发现和传授真理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25]（P35）
考察16-18世纪的哲学理论，可以发现，最为哲学家看重的是数学的演绎方法，即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经过严格的逻辑推理，得出必然性的结论。我们在前面已提到，数学公理化方法是古希腊人欧几里得创立的。早期，公理化方法仅在数学领域里应用，阿基米德首先把它用在理论力学的研究中，牛顿则把它用在古典力学的研究中。由于公理化方法研究数学和物理问题都卓有成效，所以，它便开始向众多领域挺进，不但科学诸学科，而且科学诸学科皆广泛采用。
运用公理化方法首要的是确立公理。公理必须简单、直观、不证自明。自然法学派受此影响，借鉴公理化方法，以确立人类社会不证自明的公理。
为了加深对问题的理解，有必要对当时人们所理解的自然法中“自然”的含义加一解释。17世纪的人们，并未像人那样，把自然科学和抽象学科区分开来，更谈不上认为两者的性质与有效性是对立的。“自然”这一术语在当时并非专指区别于心灵和灵魂的存在的物质存在，当时的人们并未把“物质”和“精神”对立起来。“自然”在当时并不是指事物的存在，而是指真理的起源和基础。无论其如何，凡属自身确定、自明的、无需求助于启示的真理，都是属于自然的。人们不仅在物质世界，而且还在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中寻求这样的真理。17世纪，乃至18世纪的人们，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合在一起，以构成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自足的宇宙。当时的人们受牛顿发现物质世界的的启发，也在努力寻求精神世界的规律或公理。法学家们把那些五花八门的法律追溯到几条确定的原则，作为自然法的公理。[26]（P235）自然法学家以牛顿的成就作后盾，“信心百倍地开始系统阐述社会和政治关系固有的正义规则和合理规则。整个体系的精心建构旨在从几个公认的前提出发，以欧几里得般的精确性，推演出人类全部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27]（P60-61）当然，当时的人们之所以寻求精神世界的公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人们确信一个完善的世界不能容忍浪费，自然的作用应该是花费最少即能达到目的。[5]（P58）而普遍原理或者公理就是花费最少即能达到目的的东西。于是，人们寻找自然公理（包括物质世界的公理和精神世界的公理）的工作开始了。法学家也不例外，也在寻找自然法的公理。格老秀斯之后的17世纪的人们普遍接受了自然法同几何学中的公理类似的看法。[28]（P594）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詹姆士。威尔逊也曾说：“这自然法是以一种简单的、永恒的、不言自明的原则反映给人类普通良心的。”[29]（P58）不同的自然法学家所确立的公理是不相同的。格老秀斯所认为的公理有：不侵犯他人的财产；归还属于他人的东西并偿还由它得到的利益；遵守合同，履行诺言；赔偿因自己的过错给他人造成的损失；给应受惩罚的人以惩罚。[29]（P39-40）普芬道夫所认为的公理有两个：一是告诉人们要尽力保护生命和肢体，保全自身及其财产；二是要求人们不可扰乱人类社会。[29]（P41）霍布斯的公理是寻求和平，使自己的生命和肢体免遭他人侵害。洛克的公理是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杰佛逊则用“追求幸福的权利”代替财产权，并把这些内容写进由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断言人人生而平等，都具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不证自明的（注：参见：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0页。国内一些译者把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译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译法不确切，没有反映出西方文化的蕴含。）。由于自然法学家所确定的公理内容差不多都是人权的基本内容，这就有力地提升了人的地位，敲响了神权和政权长久奴役人的丧钟，推动了社会的前进。从此，人权便成为人的一项重要权利，是否有效保障人权便成为区分良法还是恶法的一项重要标准。可以说，自然法学家通过确立公理，为人权理论奠定了基础。这是对法学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所谓“不证自明”，说明人权是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