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关和谐、均衡的观念，对后世的宪政有深远的影响。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从1到10各个数字包含着不同的哲学含义。奇数3包含着1与2以宇宙和谐为形式的协调一致，三元成为一切稳定而完美的结构的模式。孟德斯鸠创立的三权分立理论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此种观点不无关系。三权分立理论的渊源可追溯于此。另外，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字5代表着公正。在1至9中，数字5居中，是唯一把从1到9分为均等两半的数，从而成为公正的象征。此学说对美国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国旗之所以用五角星代表各州，国防部办公大楼之所以建成“五角大楼”，皆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有关。[16]（P123-127）
在古代，除了古希腊外，在其他文明古国的法律文化中，或多或少都受过数学的影响。在早期社会，人们大多给数学披上神秘的外衣，把数字看作神奇的符号，具有某种深不可测的象征意蕴。数学文化这种神秘特性又往往与占卜、占星等结合起来，以影响法律文化。以中国为例，老子就有数生万物的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坠形训》有一段有关数字的记载：“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当然，最典型的是《易经》，利用数学及其符号的变化来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规律予以规范和预测。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还有“河图”、“洛书”，用以解释宇宙生成和人类社会起源。以上这些理论就涉及到法律的起源问题。而且把数学运用到巫术中，也会对法律文化产生影响，因为早期社会的法律无不受巫术的影响。
古希腊是被古罗马灭亡的。古罗马人以务实著称，对抽象的理论不大感兴趣。这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播极为不利。基督教文化的兴起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播更是雪上加霜。基督徒的全部兴趣都在《圣经》上，他们生活中的关键词是膜拜。基督徒公开嘲弄数学，迫害数学家。教会把数学宣判为“魔鬼的艺术”，禁止人们研习。尽管如此，在古罗马，在中世纪，数学还是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与古希腊所不同的是，古罗马后期以及中世纪的学者运用数学是为了证明“神圣真理”，作宗教论证。波伊修斯是五六世纪间的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数学知识，要获得关于神圣事物的知识是不可能的。”[17]（P21-22）波伊修斯和他之前的奥古斯丁都认为：“数是创造一切事物之造物主心中的基本范型。”[17]（P22）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曾当过红衣主教，他说：“由于除了借助于符号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法子探索有关神圣事物的知识，我们最好还是由于它的不可毁灭之确定性而使用数学记号。”[17]（P22）他不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撰写的《论有学识的无知》一书中，就运用数学来论证“三位一体”。当然，库萨的尼古拉已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了，他的思想是中世纪思想和近代思想的混合物，受德国神秘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毕达哥拉斯数论的影响。[18]（P256）
在中世纪，基督徒都认为自然界是按上帝的意志创造的，所有自然界行为都遵循上帝制定的规则。然而，1453年，拜占廷帝国被土耳其人灭亡后，大批学者携带古希腊著作向西欧逃去。那些渴望新知识的文艺复兴领袖们读到这些希腊书后，如获至宝，知道了自然是按照数学设计的，而不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设计的。当时，因慑于教会的淫威，人们是不敢反对基督教义的，而一些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不会反对基督教义的。于是，他们就增加了一条新教义，宣称上帝依照数学设计了宇宙。这样希腊人的思想就与基督教的思想融汇在一起了，人们就可在上帝的旗帜下，去发现自然现象中的数学规律了。于是，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就进入了第二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大致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到19世纪初结束。17、18世纪是这一时期数学影响法律文化的高峰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