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形成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区位和交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但同时必须看到，区位和交通是人地关系互动的结果，“人文”的成分更多一些。交通是发展的先导，西藏的发展，有赖于交通条件的改善。交通条件的改善不仅使货畅其流，更重要的是“送得来、出得去”，加快人才和信息的流动，促进更大范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其次是地广人稀和聚落分散。“地广人稀”是西藏各民族聚居区域典型的人文景观。“地广人稀”是人地互为因果的现象，对发展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聚落分散且规模小，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成本大；二是土地等资源的承载能力有限，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过大。在西藏，一方面生育的成本太小，贫穷和人口增长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接受教育的预期收益太低，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两方面因素负向加强，人口数量和质量的矛盾愈加突出，造成经济发展缺乏人力资本的有效支撑。
最后，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对西藏发展将持久发挥作用。民族传统文化是人文环境中的控制性因素，传统文化与发展的调适水平和调适程度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和阻碍作用。传统文化形成于过去，作用于现在，影响和规定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改造传统文化，创新传统文化，增强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对西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宗教要改革，要走世俗化的路子，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要依法管理宗教活动和事务，这是改善和形成良好的人文环境，促进西藏健康、文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3、制度环境及其评价。“新中国的民族工作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通过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引导翻身的各民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二是通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党的领导下，第一项任务早已胜利完成，第二项任务也已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并不能自动解决社会发育问题，文化意义上的制度环境需要长时期的改造；另外，体制环境的制约，使西藏的发展面临更加深刻的转轨困难。
社会发育迟缓是影响西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之一。价值判断体系、组织化程度、财富观念、行为习惯和能力、心理意识等诸多方面的落后和差距，导致发展的速度缓慢、质量不高、效率低下。同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互为因果关系，社会发育不良的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发展的效率就不能提高。
制度也是资本，也是生产力，改革开放就是通过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就西藏发展来讲，我们必须要补上改革开放的必修课，缩小体制、制度方面的差距，创新和积累制度资本，完善制度环境，学会运用市场机制求生存谋发展。作为民族地区，西藏的改革成本要大一些，社会转型更困难一些，承担风险和挫折的能力更弱一些。因此，改革的步伐要更大，但改革的步骤和举措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宜，改革本身要有创新。
制度资源不足，制度环境缺乏对发展的促进和保障，这是西藏加快发展的制约因素。隐性制度的改良和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与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紧密关联；正式的制度安排需要政府的强力介人，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
自然环境的恶劣，人文环境的保守，制度环境的缺失，三者之间负向加强，使西藏发展环境异常严峻，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切。
三、现阶段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战略选择
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两大战略的目标是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对西藏来说是一次发展契机和大好机遇。
1、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把握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涵义。发展战略决定发展方向、速度和质量，发展优势决定发展的路径、政策和措施。从比较利益的角度看，民族地区没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包括资源优势也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明显。跨越式发展要求跨过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阶段，在较短时期接近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证明跨越式发展是可能的，是发展的“常规现象”⑹。否则，总是跟在别人后面，按部就班，亦步亦趋，结果可能是发展差距拉大而不是缩小。选择跨越式发展战略，可以有效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业同构现象，以及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