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戊戌变法双士相遇经验为例＊
内容提要 清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甲午战争前后突出地表现为从思想制度层面切入、匡正晚清社会的不可逆转的衰势。虽然中国新兴的知识分子（康梁）在整体社会权势转移过程中受到重大打击，但是在传统的庙堂士大夫和现代的人文知识分子双重角色中，他们试图以社会价值担当者来消除两者的差别和矛盾。作为社会价值担当者的西方传教士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和康梁的价值取向大致一致，这决定了前者对后者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些影响体现在他们共同为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形成创造如下条件：以新的革命化的组织方式来建立社会精英的核心；改变话语单极化的话语霸权传统；担当新社会价值观念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游离于科举制度之外以学堂的方式培育新价值观的代表和践行者。但是，他们两者的一致性也是致命的：康梁在反思、批判传统时没有为传统找到新的支撑点，在吸收基督教神学观念时走向机械模仿的死胡同即将儒家文化宗教化；康梁没有抛弃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他们和传教士一起试图用自上而下的办法来灌输和实现改革思想，一旦皇权成为一种摆设，这一点就将他们带上了自杀性的道路。
关键词 知识分子 戊戌变法 现代性 传统 新教 全球化
小序：知识分子类型学
在西方船坚炮利和不平等条约的强攻之下中国被迫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轨。在这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延续到当代的转轨过程之中，西方传教士和作为中国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以显在或隐微的方式在物质器具、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层面上对中国现代化过程发挥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典型的个案有：美国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年)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魏源，美国的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1802－1871年）之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英国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年）等人之于戊戌变法，英国的康德黎（1851－1926年）之于与孙中山，一直延续到八九风波流亡海外的部分“民运分子”受洗成为基督徒和传教士。传教士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密切的关系将传教士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勾联起来，成为中国现代性中的一个与现代性其它要素密不可分的质素。
在探讨本文的主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限定一下我们这里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涵义和类型。这里的知识分子首先是指晚清之际的一批倡导变法的儒家学者。根据杜维明先生的分析，中国儒家学者在公众形象和自我定位上兼具教士的功能和哲人的作用。这种角色上的家族相似性决定了儒家学者与西方传教士能够共同履行与这种角色相应的社会价值担当者的职责。由此来看，儒家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文人，而且还是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是行动主义者，讲求实效的考虑使其正视现实政治的世界，并且从内部着手改变它。他相信，通过自我努力人性可以得到完善，固有的美德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天人有可能合一，使他能够对握有权力、拥有影响的人保持批评态度。” 这种讲究经世致用、注重以思想入世与批判的知识分子相当于卡尔·博格斯（Carl Boggs）所谓的与技术专家治国论型知识分子相区别的“批判型知识分子” ，或者相当于与技术知识分子相区别的人文知识分子 以及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与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相区别的传统的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本文其次所涉及的知识分子正是这种为班达(Julie Benda)所定义的代表人类良知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传统中我们又将儒家知识分子称为“士”，所以我们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与传教士之间的交流关系称为双士相遇。
中国儒家批判型知识分子和西方传教士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既包括史料考据和挖掘，也可以从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东方主义、依附论等视角予以审视，在史、论、典这三个方面学界都有不少成果。尤其是自廿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从中国传统及其现代化过程之间的关系这个框架切入近现代历史的研究，其成果已经颇成规模。本文试图抛开跨时空研究带来的困难，从历时性入手共时性地研究已经逝去一百多年的历史片断，探讨戊戌变法事件中的以“新派”形象出现的儒家知识分子和西方传教士在历史大变局中在面对中国传统和现代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担负了什么样的角色，又如何担负了这种角色，并检讨双士彼此交错的角色对当今全球化境遇下新一波的在类比意义上的双士即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传教士相遇的现实可以提供哪些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