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第二波回应：双士相遇的背景
前戊戌变法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雏形是在应对19世纪以降西方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渗透和侵略的过程中孕育出来的。这批以洋务为主要的社会职业、以单纯凭借商力和兵力与西方抗衡为目的的儒家知识分子带有边缘人的特色。这种边缘的处境主要体现在洋务知识分子首先没有以某种达成一致的理念结合成为一个知识共同体来对抗外在于这种共同体的种种势力的骚扰与破坏。其次，这种处境本身意味着他们除了在地缘结构上处于边缘地位之外尚未进入满清皇权的中心结构之中，他们的商务－经济活动对权力中心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也没有内在的触动，更没有形成内在变革的潜力。另外，就他们与西方文化和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来说，这种边缘处境反映出这种关系仅仅局限于中西经济领域的交流和斗争，尚未深入到中西文化的内核并对两种异质文化做出区分。就这最后一点来说，中西文化的交流在这个时期尚处在“以中化西”的层面之上，即洋务知识分子仍然局限于以“西学中源说”、“泰西近古论”、“中体西用”等本位主义观念之中。这种本位主义决定了洋务知识分子在认识论层面上将中西之辨简化为本土儒家文化和西方器技之学的二分。以这种二分为指导的实践活动必然只是实用主义地将西方的一切理论上解释为或实践上作为为我所用的工具。如果用比喻的说法来描述这种中西交流就是“两张皮”，——中西文化的核心并没有发生撞击，更遑论融合与汇通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儒家文化本位主义说明洋务知识分子尚未脱离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旧胎，这突出体现在他们以儒家道统来作为判断是非的尺度和原则，缺乏思想自由和思想独立性，另外还体现在他们尚未断绝与土地占有者、皇室官僚和士绅这三种角色之间的丝丝缕缕的关系，换言之，他们的社会价值取向仍然取决于这三种角色背后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观念结构。以此来看，在严格的意义上，他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1894－1895年的甲午海战彻底击毁了洋务知识分子惨淡经营的一切，宣告洋务知识分子对西方已经现代化的物质器具层面的挑战做出的种种机械仿效的努力彻底破产，中国近代社会因为外力强迫而开始的第一波现代化运动最终以李鸿章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以及其后以经李鸿章父子签订的《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为标志结束了。浸染儒风的日本在大致相同的历史境遇之下实行政治变革，其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击败文化母源的儒家中国——迫使中国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文化层面来理解中西在政治实体上的殊异，试图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从政治改革入手来切入、匡正晚清社会不可逆转的衰弱趋势。1895年4月末，康梁等1300余人于松筠庵集会，其中603人题名上书光绪帝，发动了以“变法成天下之治”为宗旨的“公车上书”事件。以此上书事件为基点，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儒教帝国的优越意识和以上述“本土儒家文化/西方器技之学”二分为认识论前提的“体用之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形成以变革传统政治结构为首要的共同目标的“知识圈子” 。它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单位力量开始分化儒家板块型的社会结构。这种具有大致一致的意识形态和一定的组织形式的维新群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
如果说西方基要派传教士的下层传教路线与洋务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观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康梁上述的政治变革取向则与西方传教士的自由派传教路线不谋而合。新教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其在华传教政策可以分为上层路线和下层路线两种，即以创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年）为代表的基要派路线和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自由派路线。前者以拯救个人灵魂为最高目的，以直接布道为主，扎根于社会中下层，其目标在于建立符合新教教义的福音教会，将办学和改革社会的一类的活动视为从属性质的事务。这种以中国下层社会为传教对象的于19世纪30－80年代占据主流的传教路线又被称为“自下而上”的传教政策。正是因为这种传教路线强调耶儒之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传教士非但不会得到承续中国文化传统的士阶层的同情，反而造成双方之间的相互抵制和误解。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基要派的传教路线是洋务知识分子狭隘的中西文化观形成的一个次要的诱发因素。后者自19世纪末随着现代派神学的勃兴而成为一支重要的传教力量。与前者不同，如果说前者以末世论、千禧年说为传教政策的神学依据，特别强调个人灵魂得救，后者则以神内在论为传教的神学依据，既关注属灵需要，也重视现世和今生，试图以教化和传布福音相结合的方式采取启迪民智进而改造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这一渐进式传教道路最终引导中国人皈依基督。为此，后者积极推动、参与社会改革活动，将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目标具体化为现实而具体的社会活动，例如从事教育、出版和赈灾等活动，甚至直接参政、议政。与戊戌变法直接相关的新教自由派传教士代表人物如李提摩太、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年）、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年）等人，他们秉承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的传教方略，其传教的主导政策简言之就是“以学辅教”，即以传播基督教文明促进和带动传教这个终极使命。其中对戊戌变法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有以“潜心翻译，缮成篇帙，散布四方”著称的以英美传教士为主体的传教士最大的在华出版机构广学会。从传教的对象来看，自由派传教士采取了与基要派反向而行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即从中国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即士阶层入手，然后推展及于庶民。由林乐知主编的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REVIEW OF THE TIMES）的主要推销对象就是中国的为政者和为师者。 维新派和自由派传教士虽然在终极目标上存在着质的差别，一个以传布福音为旨归，一个则以变法强国为圭臬，但是，在通达终极目标的具体途径上两者有相互重叠和相互补充之处，即通过改革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对于前者来说，这样可以为进一步传布福音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后者来说，这样就可以救国与自强。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双方在晚清中国社会大变局中携手推进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的转轨过程，初步实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