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沛成：“民法的第三条道路”，《读书》2006年第1期。
早在十年前，即有学者从民法角度探讨过这个问题。参见方流芳：“名誉权和表达自由”，《东方》1995年第4期。
苏力：“《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版，第193页。
[美]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陈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42页；另见 [美]科斯：“社会成本问题”， [美]威特曼编：《法律经济学文献精选》，苏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详细分析参见苏力：“《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版，第189—200页；林来梵、张卓明：“论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位阶规范法学视角下的透析”http://www.privatelaw.com.cn/new2004/shtml/20060918-112119.htm，2006年10月17日访问；关于受“伤害”反而受益的情形的分析，可参见苏力：“戏仿的法律保护——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切入”，《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第11页以下。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第527、528、529页；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 下册 欧洲宪法》（第二版），第426—431页。
Quint， Free speech and private law in German constitutional theory， 48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aw Review， pp.263—264.
参见 [日]美浓不达吉：《公法和私法》，黄冯明译，周旋勘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三章。
奥斯丁、凯尔森等学者就不赞同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参见 [日]美浓不达吉：《公法和私法》，黄冯明译，周旋勘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0页。在英美法国家更是主张“那种认为存在公法和私法的领域的区分的假定是不真实的。”See Larry Alexander，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and contitutional limits on private power， 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 Summer 1993， Volume 10， p361.另外对民法的私法属性也有学者作深入的思考，参见孙沛成：“民法的第三条道路”，《读书》2006年第1期。
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和合宪之争》”，《法学》2006年第3期，第15页。
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18页。
Larry Alexander，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and contitutional limits on private power， 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 Summer 1993， Volume 10， p377.
《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集》，台湾《司法周刊》杂志社1990年10月刊第1辑，转引自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和合宪之争》”，《法学》2006年第3期，第15页。
苏力：“《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版，第214页。
参见“生者的遗像”，2001年6月11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对此案的评论参见阮直：“她不能白死”，《法制日报》，2001年11月15日第5版。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