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教授是当代西方有影响的哲学家、政治理论家。近年来，他致力于研究当代西方社会的民主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发表了〈吁求市民社会〉、〈承认的政治〉等重要论文，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文化多元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是泰勒教授为本刊撰写的专论，它以「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为中心，研究民主自由社会的构成模式。这显然是对上述论题的进一步考察。 I
我们要怎样才能跨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呢？在这时代中，经常有人会以焦虑的口吻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觉得现代的国家越来越无动于衷，越来越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与欲望，越来越受到自己内部的权力运作、官僚程序、或精英政治所左右。「距离」所象征的意义，是表示政府机关已经与普通公民脱节了。换言之，公民觉得自己越来越无力影响政府的作为，也无法使自己的声音为政府所倾听。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这个问题是否变得更糟似乎仍可讨论，但无庸置疑，这确是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状况。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于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中，而这种感觉本身也确实对我们的民主政权构成了相当的威胁。例如，它使得许多人对政治避而远之，不再参与，甚至不去投票，而最终使得这个制度的合法性大不如前。
这是「距离」的一种意义，它显然是负面的。然而，有时人们想对同样问题如无动于衷的政府作出反应，但他们不是设法改进权力机构对公民需要的敏感度，反而是想大幅削弱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这是由某些右派政治运动，尤其是英语世界所提出的补救之道。最典型的范例便是英国撒切尔式的保守主义理念，或是由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所提出的新版「与美国定契约」的计划。换言之，这些人希望拉大公民与国家间的「距离」，即他们想大幅减少政府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预。他们的目标是「让政府别找麻烦」，让人民「过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所广为宣传的两句口号。
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有切实可行的计划，但我以为这条路最终是行不通的。不过我暂时还不想对这个问题预下判断。事实上，的确有人希望顺着这条路走。因此，「距离」在政治领域中的形象并不一致。
在这两种形象的运用背后，其实存在着两种民主自由社会的构成模式。现在所有人都同意，政治自由的关键乃在于一个积极主动的「市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公民通过政府控制之外的各种组织与活动来相互连系。然而，共识也仅只于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市民社会的唯一角色便是限制国家的权力，界定出一个国家权力起作用的领域，从而划定国家的界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市民社会的消极限制功能不可忽视，但其结合公民与国家的功能也同样重要。它为公民得以共同努力来影响政治活动的运作过程提供了一条管道。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针对民间组织在美国民主运作中的角色所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是这种观点的典范说明。
在任何有所作为的市民社会中，都存在着两种机制。自从十八世纪以来，相关议题的著作便对这两种机制赋予十分崇高的地位。其中一种是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另一种则是市场经济，主要功能在于经由谈判达成互惠的协议。藉由仅存的知识分子，以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如今在政治上的破产，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两种机制对自由社会的重要性。
然而当我们试图界定其重要性时，差异便出现了。西方民主世界中即形成了两大阵营，各自拥护两种不同的距离形象。有人认为，上述两种关键机制最主要的意义乃在于限制可能无孔不入的国家权力，因此，只要它们越趋近完全独立的完美形态，其运作便益趋完善。让市场经济尽可能免受国家的干预。让公共领域尽可能与政治领域全然分开，完全由宣称绝对政治中立的媒体来组成。持这种观点的阵营深深以为，政治以外的力量是保卫自由的主要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