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词坛，秦观和晏几道同样具有多情敏感的个性气质，他们都创作了许多伤离怨别的抒情词作，体现出凄美婉约的风格。所以清人冯煦在《蒿庵论词》中指出：“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然而细究文本，我们发现，与晏几道借男女伤离词作抒发个人、家世的悲绪不同，秦观的“伤心”更多地融入社会性的内容，抒发了词人身陷党争之祸、横遭贬谪打击的深沉复杂的感伤。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概括其生平遭际及创作风格曰：“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
1 秦观感伤词的创作概况
秦观（1049－1110），早年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刊沟居士、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人。他少时聪颖，博览群书，抱负远大，纵游湖州、杭州、润州各地，充分表露出豪宕不羁的个性情怀。秦观从少年时代起就关心国家大事，熙宁元年（1068），他21岁，因目睹人民遭受水灾的惨状，创作了《浮山堰赋》，对百姓的苦难表示出深切的同情。为了抵御辽夏的侵扰，他曾研究兵法，写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歌颂，寄托了自己宏大的理想抱负。
熙宁十年，苏轼自密州移知徐州，秦观专程前往拜谒，写诗道：“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极倾倒之情。次年，他应苏轼之请谢了一篇《黄楼赋》，苏轼称赞他“有屈、宋才”[1]。在此期间，秦观与苏轼同游戊烯、吴江、湖州、会稽各地，结下了终生友谊。在苏轼的劝说下，秦观开始发奋读书，积极准备参加科考；可是命运不济，两度应考均名落孙山。苏轼为之抱屈，并做诗写信予以劝勉。元丰七年（1084），苏轼路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后又致书曰：“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2] 王安石也赞许秦观的诗歌“清新似鲍、谢”[3]在两位文坛前辈的鼓励、称许下，秦观决心再度赴京应试，并于次年登第，结束了“奔走道途数千里，淹留场屋几十年”（《登第后青词》）的举子生涯。考取进士后，秦观初任定海主簿，转蔡州教授。元祐七年，苏轼自扬州召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秦观迁国史院编修，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时供职史馆，人称“苏门四学士”。京城任职的数年里，秦观得与师友时相过从，精神上比较愉快，但是由于家口较多，生活拮据，“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春日偶题呈钱尚书》），只得经常依靠朋友的接济。更令他感到进退维谷的，是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孤危的政治处境。
哲宗元祐年间，操持朝政的多为旧党人士，但其内部派别斗争却异常激烈。蜀党领袖苏轼及其“苏门四学士”，均能够出以公心，根据民生疾苦和国家利益，针对新、旧两党的主张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秦观先后向朝廷进策论30篇，其中《国论》、《治论》、《人材》、《法律》、《财用》、《边防》等文，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在《治势》篇中，他对王安石变法作了中肯的论析，认为新法是救国济民的良策，只是执法者矫枉过正，以致产生了一些流弊。他也不同意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认为那也是因噎废食之举。这些观点在党同伐异的激烈政治形势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由于秦观与苏轼关系密切，他更无法逃脱派别门户之间的中伤和攻讦。“上有苍鹰祸，下有黄犬厄”（《和裴仲谟放兔行》），正说明他的内心笼罩着变生不测的党祸阴影，积郁着危机四伏的惶恐。
绍圣元年（1049），新党人士章棹、蔡京上台，苏轼、秦观等人一同遭贬。在离开汴京之前，秦观重游城西金明池，抚今忆昔，感慨丛生，遂以凄苦的笔调创作了《江城子》：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