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世界中的事实和世纪性的巨变使许多人调整或改变自己的信念，但它们对思想者和理论家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古特曼(Amy Gutman)在一本名为《自由主义的平等》(Liberal Equality)的书中说，密尔(J.S.Mill)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比当时的资本主义优越得多，但是又坚持认为，它不如良序的自由事业制度，即是说，如果资本主义搞好了，那它是比不上的。作者还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指出现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的分配不公正，以及将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影响，而自由主义者则援引现今社会主义国家的记录，指出它们系统地损害了最基本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作者的看法是，对于两种制度的理想状况而言，现实社会中的直接证据既末提供证明，也未予以否证。①
英国政治理论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G．A. Cohen)在题为《社会主义和公有不可分吗》(Is SocialismInseparable from Common Ownership的小册子中说：“就‘社会主义’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理想名称，值得人们为之献身这一点而言，社会主义要求基本境况的平等……本世纪人们想用某种更好的东西来取代私有制，这种尝试遭到了大规模的失败，但这并不构成放弃社会主义信念的原因。从历史的视野看，社会主义是年轻的运动，它太年轻了，因此现在还不是抛弃这种信念的时候。”[2]
对于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理论家来说，对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还可以问：“它是暂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能在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道理，更加符合正义与人性，那么，人们终究会回过头来拥护社会主义。
这一问题的急迫性，不仅出于现实，同时出自思想理论层面。
因为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State and Utopia)一书似乎对自由经济制度作了雄辩的捍卫，对社会主义的，甚至一般自由主义的平等原则作出强悍的攻击。柯亨回顾说，在1972年之前，他还从未遇到过他没有现成答案可以应付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批评，但当他读到诺齐克的论证(以后完整地表述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时，他受到了冲击，感到不安和焦虑，似乎从教条的社会主义迷梦中惊醒。[3]
柯亨感到需要有人挺身而出，跃马横刀，正面截击诺齐克。于是写了一系列论文，这些写于苏东巨变前后的论文于1995年以《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为名结集发表，它反映了两种思想体系斗争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也是本世纪末历史性事变在理论上的反映。柯亨紧紧抓住“自我所有”(seIf—ownemhip)这个概念做文章，表现了他在理论上的洞见和勇气。第一，“自我所有”这个主张，是诺齐克捍卫私有制，以自由的名义攻击平等的出发点，而它对所有的人都显得十分自然、具有魅力、无可辩驳；第二，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把私有制的批判建立在认可“自我所有”的基础上，原来，资本主义的死敌在攻击资本主义时，却依靠了它的前提，你看要命不要命?追根溯源，是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Civil Government)下篇中最早使用“自我所有”这个概念：每个人拥有自己、自己的身体、劳动和力量，这是只属于自己，而不属于他人的权利；除非得到本人同意，其他人不能对他有权利；当一个人把属于自己的劳动和力量施之于自然无主状态的事物，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与对象相结合，从而使之成为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基于此，诺齐克提出了他的名言：“任何东西，只要是出于正当的情况，用正当的方式得到，本身就是正当的。”照这个道理，不要说推翻私有，实行共产，就连以平等之名实行再分配，也是不正义的，因为这样做侵犯了个人的正当权利。所以柯亨认为，在诺齐克那里，自我所有成了当代反动政治哲学的基石。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