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这个概念太有争议了，为了说明分配的原因、机制和过程，本文将尽量不使用“价值”这个概念进行描述，而是尽量使用财富这个概念进行描述。但是本文的陈述得有“价值与生产力成正比”这个前提和“自私 利他”这个人性假设，这是因为在反比（包括递减）和自私下不可能有价值的分配。
一、请卫兴华、谷书堂、绛锦聚、钱伯海、关柏春五位来的原因
已有的基础经济学（价值理论）都是依“谁创造归谁所得”来构建的，这在实际上是没有分配理论，与实际情况不符。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缺少分配这个环节寸步难行，但是分配理论在基础经济学中缺位了。在“谁创造归谁所得”的思想下，不管是那种价值论要说明一要素的报酬是合理的，就一定是论证该要素的创造就是这么多，且也只要论证这一点其理论也就视为正确。显然我国现在要补农，要扩大内需，这依“谁创造归谁所得”是没法说明的，因为农民没创造更多，为什么要给他更多？补上“价值分配”这个环节后，我们将发现报酬与创造不统一，而这种不统一是正常。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加入“价值分配”这个环节后，便能非常好地解释实际，本文邀请五位来也在于说明这一点。
卫兴华与吴易风、苏星等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坚定捍卫者，一直认为剩余价值论不能动摇，但是前年（2004年）在中南财经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时卫兴华问我价值是否要分配，这说明了他并非仅是一味忠诚马克思理论，也在思考马克思理论的不足。我想我是靠谈价值分配起家的，他多少知道这一点，于是才有此问。补上“价值分配”这个环节后，则价值与价格之间将有“价值分配”这个环节，从而价值不能直接决定价格，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有问题。显然《资本论》第三卷的价值转形就是指价值分配，但是《资本论》第一卷却没有价值分配，也没给价值转形留下任何余地。马克思看到了转形，但是他的反比又不允许转形，因为没有多余的价值。显然，假如各部门在基期获得的已是平均利润，那么某部门在其劳动生产力提高后，由于没有价值增量，它获得的正好还是平均利润，不需要转形。此时如果转形了，则该部门反而得不到平均利润。价值转形只有在正比下才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
也许有人会重复马克思的理由，说技术有机构成变了，所以要转形，但是马克思没注意到技术有机构成变了意味着劳动生产力也变了，进而说明买机器和劳动力的代价也变了，显然马克思设定买机器和劳动力的代价不变。另一问题是，马克思说利润投入再生产后会使总C增加，从而要转形，但是马克思明显忽略了人数的变化。如果劳动生产力不变，则总C增加后劳动人数必须同比增加，仍不存在转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利润转化成投资后总C增加，而总人数不增加，这说明劳动生产力提高了。显然劳动生产力提高后，机器和人的价格都要反比将低，可是马克思没考虑这种降低。这种降低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能转形或两个总量不等。两个总量不等在于马克思设定价格C和V不变，而其反比定律则使价值C和V必须变。在马克思转形下，如果考虑到技术有机构成变后生产力要提高，则两个总量肯定相等，利润率也不断降低。但是，问题是利润率降低的速度太快，据个人演算，假如基期的利润率为100%，则第十年的利润率为3.33%,这种下降速度是不可能事件。
绛锦聚是第一位在我面前表示怀疑“谁创造归谁所得”的教授，是在2001年的由南开大学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时。
谷书堂和钱伯海的正比论是大家知道的，这也与我的Q=FT不谋而合（更深层的分歧在本文不谈，本人认为价值是财富的量）。正比符合计量学中的同比定律——即量与量的属体同比变化，如谷的规模增加一倍，则其量也必定增加一倍。在正比下引进分配理论后，马克思的反比和剩余价值论同样得到说明，且说明更流畅。在宏观层面的分配是按平均法则进行的[1]，这样当剥削的评判标准以该法则为依据时，则所得在平均水平之上的那部分便为剥削的，反之所得在平均水平之下的那部分便为被剥削。这种陈述与马克思要表达的没有大的区别，但是马克思的理论中由于没有分配理论，没法进行动态描述。当社会发展后人们工资会增加（这是事实），这样一来假如基期的工资为100，剩余价值为100，但是现在人们还那么劳动（如搬一块石头），工资为300，那么工人现在剥削谁了？当价值（财富）正比增加时，以平均化规律为剥削的评判标准，我们能很好地说明工人的工资现在为何是300了，并仍然可以确定资本家现在同样在剥削工人。这是因为在正比下现在社会的价值（财富）总量多了，工人要分得更多的价值（财富），所以工资得涨到300，但是资本家同样是干活其所得却远远高于300，所以资本家剥削了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