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政府为了贯彻某种政策意图，经常地通过领导人讲话，借助新闻媒体制造舆论，以及颁布临时性政策措施等形成政策导向，引导股票市场沿着其期望的政策目标运行，政策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例如，当股票市场低迷时，政府往往制造“托市”舆论或采取政策措施，充当“救市主”的角色；而当股票市场出现持续上涨时，又往往制造相反的政策舆论或采 取相反的政策措施，去有意“打压”市场；这里，我们列举几个典型的实例。
1993年2月至1994年7月，由于深沪股市持续低迷，1994年7月30日，政府通过各大媒体发表《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作出决策》的新华社通稿，推出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人市资金范围的“三大救市政策”，结果带来了沪深股市的大涨，并创下股价放开后的涨幅之最。
1996年，中国股票市场持续走高。从10月起，证券管理部门连续发布了后来被称为“十二道金牌”的规定。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根据沪市平均市盈率达 44倍，深市达55倍，指出中国股市市盈率过高，存在过度投机。并指出股票市场“暴涨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结果带来了沪深股市的暴跌，其中文章发表后的两天中，两市几乎全面跌停。
然而，当1999年5月19日开始，中国股市出现大幅上涨行情时，政府为配合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在6月15日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指出股市上涨属于“正常的恢复性上升”，是“理性投资”，不是“过度投机”。结果掀起了一轮股市的“井喷”行情。然而，从市盈率看，1999年6月，上海股市高达45．37倍，深圳股市高达48．12倍。同是暴涨，同是过高的市盈率，为何前次是“不正常的”、“非理性的”，这次却是“正常的”、“理性的”?前次是“过度投机”，这次却是“理性投资”?
三、中国股票市场“政策市”检讨
1．中国股市政策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陷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形成一套规范证券市场健康运作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相对稳定、具有政策连续性的监管制度，相当多的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都带有很强的临时性、易变性，使市场难以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不确定性强，政策风险大。二是正因为如此，在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中，政府总在不断地制定新办法、新政策、新措施，导致股市管理政策多，出台频率高：这一方面使股票市场经常地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并因每一次政策的出台或制度的改变而带来股票市场的剧烈价格波动；另一方面也使宏观政策逐渐成为一种长期左右股票市场运行趋势的因素，形成了市场围绕政策转的局面，大大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降低了市场运行质量。同时，宏观政策的威信和政策效率也因此而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