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96页。
[iii] 该文见《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文中指出张戒在此“撮述”之前对《文心雕龙》的另一“撮述”，即将《情采》原文“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一句转述成“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另外指出：“彦和在文章开始，已经为隐为秀下了‘界说’。即‘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以后又说：‘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那么，彦和还要在‘原文’中另一处第三次地为隐秀下定义码？”
[iv] 该文见《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v] 该文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vi] 傅庚生先生曾谓：“其实《文心·隐秀》篇的首章和后幅具在，中间缺了的不过是申论与例证的词句，我们吃一个‘烧头尾’已经尽够领略肥鲜的了。”《东方杂志》第四十三卷第三号，1947年2月。
[vii] 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抄录。
[viii] 考诸《隐秀》残篇，“隐”与“秀”实为相对的两个文本特征，并非如意蕴和形象那样表里难分。详见后文。
[ix] 本文关于“变爻”“互体”“四象”的解读转述了陈良运先生《勘〈文心雕龙·隐秀〉之“隐”》一文有关内容。此文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x] 肖洪林《论刘勰的“余味说”》，《文心雕龙学刊》第四辑，齐鲁书社1986年，第366页。
[xi] 目前学界的基本认定《隐秀》篇补文为伪，但是这个补文在诗学范式取向上并未背离刘勰原文愿意。如补文列举的“隐篇”基本合乎刘勰论《诗》所推崇的“兴”之“隐”。补文应有八个隐篇，由于嵇康、阮籍、陆机、陶潜的诗题空缺，确切知道的只有《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和刘桢的《赠从弟·亭亭山上松》四首。文中评前两首诗称“复兼乎比兴”，评后两首诗称“并长于讽谕”，这实即刘勰《比兴》篇“隐”论在《隐秀》篇的具体运用，或者说刘勰《隐秀》篇的“隐”论在《比兴》篇中得到了充分展开。
[xii]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见《历代诗话》[清]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8页。
[xiii] 王锺陵《哲学上的“言意之辨”与文学上的“隐秀”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年，第35－36页。
[xiv] 王锺陵《哲学上的“言意之辨”与文学上的“隐秀”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年，第35页。
[xv]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 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73页。
[xvi] 傅庚生《论文学的隐与秀》，《东方杂志》第四十三卷第三号，1947年2月。
[xvii] 持《隐秀》篇为风格论者有刘师培、罗根泽、詹锳等人。刘师培《论文章有生死之别》（《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罗理竟记录，[台北]大林出版社，第37页。）：“刚者以风格劲气为上，柔以隐秀为胜。凡偏于刚而无劲气风格，偏于柔而不能隐秀者皆死也。”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34页。）云：“风骨是文字以内的风格，至文字以外，或者说是溢于文字的风格，刘勰特别提倡隐秀。” 詹锳《<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云：“风骨和隐秀是对立的两种风格，一偏于刚，一偏于柔。”
[xviii] 持《隐秀》篇为修辞论者有范文澜、周振甫等人。范文澜注云：“重旨者，辞约而义富，含味无穷，陆士衡云‘文外曲致’；此隐之谓也。独拔者，即士衡所云‘一篇之警策’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第633页）。周振甫认为：“隐秀是讲修辞学上的婉曲与精警格。隐指婉曲，秀之精警。”（《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36页。）
[xix] 《中国历代文论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郁沅、张明高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