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两宋，意境诗学范式不断完善。晚唐司空图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xxviii]等说，宋有梅尧臣“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之说，[xxix]苏轼有“境与意会”[xxx]之论，范晞文有“景中之情，情中之景”[xxxi]之谈，另有范温的“韵”论、[xxxii]严羽的“兴趣”说[xxxiii]等等。意境诗学已全面成熟，而与此同时，寓言诗学已难觅踪影，[xxxiv]中国古典诗学从根本上完成了范式转换。这一转换最突出的标志也许并非那些显赫的意境诗学命题，而是张戒《岁寒堂诗话》中对刘勰“隐秀”论的误读！从张戒的误读中可以感受到意境诗学话语已经广泛渗透进诗论家诗学话语结构的无意识层次，并在这里形成了防范、改造、置换、压抑寓言诗学话语的强大机制。就这样，“义生文外”的“隐”被置换成了“情在词外”的“隐”；“独拔”“卓绝”的“秀”被置换成了“状溢目前”的“秀”。当“隐秀”论以这种被改造过的面目参与意境诗学的建构时，不知是意境诗学之“幸”还是寓言诗学之“憾”。
张戒引语一出，后世凡信以为真者皆本此一句畅论“隐秀”之旨。清代冯班《钝吟杂录》卷五云：“诗有活句，隐秀之词也。直叙事理，或有词无意，死句也。隐者，兴在象外，言尽而意不尽也；秀者，章中迫出之词，意象生动者也。”近人对张戒引语更是崇信有加。刘永济先生《文心雕龙校释》云：“‘隐秀’之义，张戒《岁寒堂诗话》所引二语，最为明晰。‘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与梅圣俞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语意相合。”[xxxv]梅尧臣的意境诗学话语强势竟如此之大，以至代替了《隐秀》原文成为衡量张戒引语真伪的准尺。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辨》中云：“魏晋文学争尚隽永，《文心雕龙》推许隐秀。隽永意味深长，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均可知当时文学亦用同一原理。”[xxxvi] 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论“隐秀”之义已基本上以张戒引语为文本依托，于是“秀”被解释为“审美意象的鲜明生动、直接可感的性质”，“隐”被解释为“审美意象的多义性”。[xxxvii]张少康先生也主要从张戒引语阐发“隐秀”意旨：“秀，是指的艺术意象中的象而言的，它是具体的、外露的，是针对客观物象的描绘而言的，故要以‘卓绝为巧’；隐，是指意象的意而言的，它是内在的、隐蔽的，是寄寓于客观物象中的作家的心意状态，故要‘以复义为工’”[xxxviii]。詹福瑞先生虽然准确地指出了“‘隐’是某些诗创造出的可供读者再创造的深层形象。我们称之为‘形象’，而不径称为‘意’，是因为它事实上既有‘意’，又有‘象’，也应是情和景的统一体。”可是他仍然把“秀”视为附属于“隐”这个“深层形象”的“表层形象”：“深层形象能否成立，关键看表层形象是否鲜明切近。刘勰云，‘状溢目前曰秀’。讲的就是表层形象鲜明切近、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xxxix]
笔者广引前人及时贤的“隐秀”之论，无非要说明在对刘勰“隐秀”论的研究中可能存在着一个误区：我们被张戒引语牵着鼻子走的时间太长了！张戒的引语让我们日益疏远了弥足珍贵的《隐秀》残篇，也日益疏远了《隐秀》篇丰富的隐在文本以及由这些隐在文本表征的先秦两汉时期的寓言诗学思想。究其原因，张戒引语的误导只是其一，从更深层说，我们也与张戒一样屈从于意境诗学话语的“霸权”，形成了一种一元的关于中国古典诗学范式的观点。这种一元的片面的古典诗学的阐释框架，给我们带来的常常是误读、偏见和诗学资源的隐性流失。
[i] 涉及补文真伪之辨的主要文献和论著有：《古今图书集成·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文心雕龙》提要及纪昀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3年），詹锳《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文学评论丛刊》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王达津《论<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真伪》（《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周汝昌《文心雕龙隐秀篇旧疑新议》（《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杨明照《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学不已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