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心雕龙》中尚保持着寓言诗学与感物诗学均衡的态势，那么比刘勰稍后的钟嵘的《诗品》中，感物诗学就已经急不可待地成其优势话语。《宗经》思想使得刘勰奉四言体的《诗》为“正体”而视五言诗为“流调”，并且自觉地承续了两汉经学家注《诗》的寓言型阐释模式。到了钟嵘，“征圣”、“宗经”的思想隐匿了，“五言流调”成了他关注的唯一文本，诗学上也只限于发挥与“秀”论及《物色》篇相类的感物诗学思想。[xxi]于是，我们在《诗品》中看到了诗歌“吟咏情性”说，“情”“物”相感说，创作心理机制——“直寻”说，意境审美特征——“滋味”说和“文已尽而意有余”说。而且，在有些方面《诗品》比《物色》篇论述更加精详：第一，“感人”之“物”在《物色》篇主要是自然景物，是狭义的“景”；而在《诗品序》中既有“春风春鸟，秋月秋蝉”一类的自然之景，更有“楚臣去境，汉妾辞宫”一类的社会图景，已是广义的“景”。第二，“吟咏”之“情”在《物色》篇中兼含喜乐忧悲，在《诗品》中则首推“怨”情。[xxii]钟嵘对怨“情”的偏好似乎逊于刘勰的全面，但从诗学话语自身的发展规律看，这种偏好是在初始的泛论基础上的约取，表明钟嵘已进入对感物诗学诸概念更精细的思考。第三，《诗品》以“直寻”说将感物诗学中的创作方法与寓言诗学中的“环譬以托讽”、“依微以拟议”的创作方法自觉地区别开来，而且，比之《物色》篇的“宛转”、“徘徊”、“往还”、“吐纳”、“赠答”诸多描摹更为集中、精当，更具理论色彩。“直寻”说原文如下：[xxiii]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据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直寻”说不给“经史”、“用事”在抒情诗中留下任何位置，虽然言之过激，但钟嵘倡导纯粹的感物诗学范式的努力可见一斑。“直寻”说正是梅尧臣“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说、王夫之“现量”说、王国维“不隔”说之所从出。
钟嵘之后，抒情诗日益繁盛，意境诗学也不断发展。时至中唐，此前自发的意境论思想终于汇聚到“意”与“境”的名下，整合成“意——境”诗学模式。[xxiv]皎然是意境论的奠基人，他明确了诗“境”的本质是“情”，提出了“诗情缘境发”[xxv]和“缘境不尽曰情”[xxvi]的命题，强调“文外之旨”，[xxvii] “情在言外”和“旨冥句中”等意境特征。但是，正是在皎然的《诗式》中，刘勰的“隐秀”论遭遇了第一次误读（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此见于《诗式》卷二评“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
评曰：客有问余，谢公此二句优劣奚若？予因引梁征远将军（记室钟嵘）评为隐秀之语。且钟生既非诗人，安可辄议？徒欲聋瞽后来耳目。且如“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积雪”，旨冥句中。风力虽齐，取兴各别。古今诗中，或一句见意，或多句显情。王昌龄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谓一句见意为上。”事殊不尔。……其有二义，一情一事。事者，如刘越石诗曰云云是也。情者，康乐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辞似淡而无味，常手揽之，何异文侯听古乐哉！
对照前引钟嵘《诗品序》语，皎然有两处误记：其一，钟嵘《诗品序》只评了“明月照积雪”一句，未提“池塘生春草”。其二，钟嵘并未用刘勰的“隐秀”论评谢诗，用的是其自创的“直寻”说。这段诗论中，皎然已将刘勰的“隐秀”论与钟嵘的“直寻”说混为一堂，将“隐秀”论与“情在言外”、“旨冥句中”等说法混为一堂。误记的实质是误读，刘勰的“隐秀”论被皎然无意间纳入到钟嵘的意境诗学思想中，被“意境论化”了。或以为“情在词外”、“旨冥句中”也许为皎然引《隐秀》篇语，但斟酌文意，两语应为皎然自撰或是对“隐”作意境论式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