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秀》篇言及的“变爻”包括“变卦”和“卦变”两种方式。“变卦”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按《系辞》所述程序规则占得六爻，构成一卦，此为别卦；然后将别卦六爻中之一爻或由阳爻变成阴爻，或由阴爻变成阳爻，便生出另一个别卦，前后一共可得六个别卦。原有别卦与变爻产生的任一别卦的卦象、卦辞和变爻之辞可相互参读，以解释繁杂多变的事理。这种占卜法即名“变卦”。所谓“卦变”是将“变卦”法中的变爻由其中一爻依次推至二爻、三爻、四爻、五爻，这样每一别卦可生六十四别卦。后代《易》学家又发现：每个别卦中除了一至三爻、四至六爻各是一经卦（即最初的“乾”、“坤”等八卦）外，二至四爻、三至五爻也可各组成一个经卦，因为别卦中所藏的这两个经卦共用三、四爻，所以称“互体”卦。这样，别卦中原有的两个经卦是显象，两个互体卦则为隐象。当这个别卦每次变爻之后就会再产生两个互体卦，即两个隐象。前后就共有四个隐象。因此，刘勰说：“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又说：“四象精义以曲隐。”
透过这些枯燥繁琐的描述，可以看出刘勰心仪的“隐”的范式或曰原型就是《易》及《易》学所蕴含的寓言式表意模式。这一模式有其明确的符号——卦象，有其操作性很强相对定型化的寓意方式——互体和变爻，有其待解的义理——“精义”，有其系统的阐释手段——卦辞、爻辞。构成这一寓言式表意模式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是“象”与“义”，或者说是“象”与“意”。各种卦爻符号、卦象、爻辞、卦辞皆可归为“象”，有待阐释的“精义”就是“意”。
随着《易》这个“隐”论最直接的隐在文本的出场，一系列隐在文本又显露出来。“隐”论与《易》及《易》学的渊源前文已析之甚详，那么“隐”论与《书》、《诗》、《礼》《春秋》是否也有渊源呢？情况在这里显出了差异。由第一章所引《宗经》篇论述“五经”的那段话可以看出，《易》之外的其他四经中，《书》只是因文辞古奥而难懂，算不上“隐”体；《礼》规定的是明确的行为规范，也谈不上“隐”；《春秋》“婉章志晦”，似乎合乎“隐”体，但所谓“一字见义”，“以先后显旨”，不过是利用选字、详略、语序等常规的语言手段表达客观事理，暗示主观态度，与《易》的自觉完整的寓言表意模式判然有别。堪与《易》比较的只有《诗》。本处虽论述简约，但已经指出了《诗》具有寓言表意模式的两种要素：属于“象”系列的“兴”和“喻”，属于“意”系列的“深衷”和“志”（刘勰对《诗》的诗学更详尽的阐发在《比兴》篇）。
前文曾指出因《隐秀》残篇无法提供关于“隐”的例文，给我们完整准确地阐发“隐”的涵义带来了困难。行文至此，情况似乎有所改观：根据刘勰在《比兴》篇中对“兴”之“隐”的界述，其旨趣实与《隐秀》篇之“隐”论以及《易》之“四象精义以曲隐”的思想相通，因此《诗》可以作为刘勰“隐”论的另一类隐在文本——文学类的隐在文本，从而与“隐”论的非文学类隐在文本——《易》——两端对待，互为补充。
《隐秀》篇“赞”云：“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余味”与“隐”关系甚密，如何理解“余味”会影响到对“隐”的性质的确定。肖洪林先生认为“余味”即《物色》篇的“情有余”：“《物色》标举‘物色尽而情有余’，认为这样的作品才‘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可见‘余味’即‘情有余’，也就是情余言外。是‘情有余’，才‘味无穷’。”其结论是：“‘余味’实质上是情；从创作过程说，它是心物交感和捕捉、组织意象的产物；从作品的表现说，它主要产生于虚处，是表现于虚实相生和情景交融中的深情妙趣。”[x]“味”在《文心雕龙》中计有17例，其间语境差异颇大，语义自然有所不同。肖先生只取《物色》篇为准依，其思理失之过疏，其结论失之片面。“味”在古典文论中用义极广，非此处所能厘清，本文想强调的是，“味”不仅有司空图所倡导的含蓄空灵之“味”，也有寄托质实之“味”，不仅可以言情，也可以言理。《孟子·告子上》：“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文心雕龙·宗经》称儒经“余味日新”，《体性》称扬雄作品“志隐而味深”，《史传》称班固《汉书》“儒雅彬彬，信有遗味”，……都不能说是“表现于虚实相生和情景交融中的深情妙趣”。《隐秀》篇的“余味”当指寓意。[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