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的规章制度与组织建制对于约束遏制人们行为的机会主义与不确定具有着强有力的功效。现代社会中医生职业与医疗机构的职业化和组织化，既依赖于医学知识技术的不断积累更新所推动的专业化和精细分工，更有赖于医疗活动和医学知识技术生产使用的组织与制度的不断建立与完善。这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对医疗机构与组织制度的信心与信赖，规范的医疗运作程序和运作架构也使人们相信其所作所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却也同时削弱了人们对医生个人的信任与信心，将人们对医生个人的信任替换为对医生所隶属的医疗组织与制度的信任，从而使医患之间立足于利害机制的制度信任被进一步地外化在医生与病人的直接交往之外，制度的奖惩约束被分割成医生所隶属的医疗组织与病人所依附的社会组织的内部机制，而不再是医患之间直接的行为制约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医患之间凭借组织制度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自然不可乐观。
制度信任得以建立的另一重要条件即是交往双方的行为互动须是在一能够持续重复的过程中进行的，也即互动博弈应是重复博弈，而不是一次性或终结博弈，因果报应须是可预期和可计算的。这样制度建构中的利益奖惩机制才能够有效地威慑、遏制和约束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与各种卸责行为，促进和推动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但是在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中，这种持续重复的互动博弈往往因医患交往的不可逆性而难以稳定地进行，特别是在医患双方在病患诊治过程中经历了预期之外的不利遭遇时更是如此，这就使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更多地成为一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一次性博弈，从而最终使制度建构中的利益奖惩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医患互动博弈中的计算型信任演变为计算型的不信任（注：不信任的产生既可能来源于组织制度建构中的控制机制，也可能是由于政治权势的干预和控制，还会是因为价值观的对立冲突，甚至是民主制度的客观需要。其中精确化的算计和结构化的控制往往是产生不信任的直接原因。参见S.西斯金与D.斯蒂克尔：《通往地狱之路》（收录在L.克雷默与T.泰勒主编的《组织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D.甘姆贝塔主编：《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J.哈特·伊利：《民主与不信任》，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医患信任是产生形成于医患互动过程中的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一种具有着鲜明个性化色彩的人际信任，这种信任不仅包括对对方外在言行表现充满信心的期望与信赖，而且也包含了对对方内在品性与特质的确定无疑的认可与接受。如病人对医生的信任不仅包含了对医生医术的信心与期望，也包含了对医生医德的信赖与放心，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确信和对主观世界的寄托。医疗机构组织和医患个人的特殊身份地位虽然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但都无法改变或取代医患信任中的这些个性化内涵。这样的一种医患信任的产生形成需要相互之间持续充分、平等互助的交往与互动，需要相互之间有更多地认识了解并能达成共识。然而如上文所述，由于社会日趋变动不居与异质化，社会的组织化与制度化程度愈益精细严密，从而动摇和瓦解了医患之间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建立的根本基础，因此在医患交往互动过程中，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只有可能借助于双方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纽带来建构，这种关系纽带既可消除交往的不对称与不充分对信任建立产生的不利影响，化解交往的异质特性，将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转换为自己人或自家人的交往，也能克服制度约束的外部化和组织化弊病，将双方之间的互动博弈转变为关系圈内的网状博弈，将正式制度建构中单一的利益奖惩机制转化为非正式规范中多元的社会评价机制。
医患红包的产生即与医患之间关系信任的建构密切相关。关系信任建构的前提与基础即是交往双方之间所存在的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先赋性或后致性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既可依据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血缘、地缘与业缘的相互联系而建立，也可凭借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情、友情与人情的相互粘接而形成，尚可借助于人与人之间利益得失的相互交换和制衡而建构起来，甚至是将这几方面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编织经营起双方之间的社会关联。然而无论是何种途径与方式的关系建立都需要有能够融洽双方之间的交往、密切双方之间的关系、缩小双方之间人际距离的关系媒介发挥作用，这种关系媒介既能够恰如其分地体现交往双方之间应有的关系，也可以较好地表达交往中双方特有的情感体验，更能够为交往双方带来实际的互惠互利，就如同是粘合剂一样能够将相同与不同的交往个体有效地黏接在一起。红包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媒介。红包不仅是传统社会习俗礼物依随人们物质生活与价值观念的改变而不断演变更新的产物，也是商品经济与市场交换日益渗透侵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和非物质化意识存在领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