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可逆交往与医患信任影响医患相互信任的第三个重要因素产生于医患交往的不可逆特性。这不仅仅意味着医患各自的角色身份在医患交往过程中是无法改变和替换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医生对病人的诊治及其结果与影响是难以更改和不能重新再次开始的。医患交往互动的这种不可逆性对于医患双方、特别是对于病人来说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病人对医生的信任给予和付出，进一步强化了医患相互信任的可能风险，激发和放大了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对于医生来说，在这种不可逆的医患交往过程中，即便是诚实的“技术失误”而不是“道德失误”都难免对医生个人的职业生涯造成极为不利和难以补救的负面影响，同事甚至组织中的宽容与谅解也无法改变其对医生个人的职业地位与声誉的严重损伤。而对于病人来说，不管是哪种失误都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病人未来人生的道路与命运。因此，医患之间信任的给予付出和相互信任的建立就如同是在悬崖峭壁上攀爬一般，既艰难又充满危险。无论是对于职业化还是非职业化的医生，也不论医疗机构是高度组织化抑或是完全产业化的，医患关系中所存在的这种不可逆的风险始终都是建立医患信任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样的一种状况自然会驱使医患双方在诊治病患的交往过程中，寻求双方均能认可接受的个人化的方式与途径来化解和规避扑簌迷离的潜在风险，医患相互参与病患诊治过程的医患互动模式即是这种情境下的较为制度化的选择与安排。
三、医患信任与医患红包
信任的建立既可通过人际之间的交往达成相互的认识了解与认同共识，在对对方人格与品性的价值判断基础上产生和形成；也可根据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征与属性，在规范约束关系交往和关系行为的各种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化的规矩准则的引导下建立起来；还可以依据正式合法化的规章制度，运用其具有的利益奖惩机制的监管制约作用建构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前者是一种以对人的认知与认同为基础而产生形成的信任；再者则是以社会关系所内含的、赋予关系中个体的各种道义责任、互惠义务、伦理操守以及亲密情感为基础而建立起的关系信任；后者则是一种在正式制度奖惩制约的利害机制影响下，经过对得失的权衡计算后而建构起的计算型信任（注：有关信任的类型区分，代表性的观点论述可参见卢曼（Lulmlann，N.1979，同上）；巴伯（Barber，B.1983，同上）；Zucker，L.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1920.In B.BM.Staw &L.L.Cummings（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6：53～111；Lewis ，J &Weigert ，A.Trust as a social reality.Social Forces ，1985，63：967～985；McAllister，D.Affect-and cognition-based trusy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24～59；lewicki，R &Bunker，B.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trust in work relationship.In R.M.Kramer&T.R.Tyler （Eds ）：Trust in Organizations：Frontires of Theory and Research.ThousandOaks，CA：Sage，1996：114～139；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简而言之，这三种信任即为人际信任、关系信任与制度信任。对于医患关系来说，其中的医患信任不外乎这三种信任中之一，前提是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为医患信任的建立提供或创造了什么样的条件与机制。
如上所述，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人际互动。就医患双方的认识了解而言，双方之间的交往互动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特征；就医患双方各自拥有的影响对方行为的资源与权力来说，双方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对立不均衡；就医患双方在交往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和可能经受的利益得失来说，医患双方所面对的又是一种不可逆的互动困境。这就使得信任建立的一些基本途径方式与条件在医患之间的特殊交往过程中难以有效地发挥出其具有普遍意义的作用与影响，甚至无法确立其发挥作用和施加影响的立足之地。依据相互之间的认识了解与认同共识而产生形成的人际信任，自然需要在长期和多次的交往互动中才有可能得以实现，短暂形式化的交往缺乏全面完整地了解一个人的条件与机遇，几次偶然的交往也不足以揭示呈现一个人深层内在的品性与特质，持续长久的交往互动是认知型人际信任产生形成的必备条件，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交往双方才有可能逐步消解相互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预期行为的不确定，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然而在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中，医患的特定情境限制和削弱了医患之间持续长久的交往互动与多方面的接触了解，医院日趋成为诊治人体疾病的修理工厂和进行医学研究的临床实验室，医生的职业也愈益高度组织化、职业化和专业分工化，从而使得病患与病人被分离开，医术与医生被分离开，传统社会中医患之间富有人情味的密切交往和理想境界中充满人文关怀的医患互动被分割肢解而日益淡薄消散。因此，在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和行为的不确定始终都难以仅仅凭借职业化技术取向的医患交往而彻底地予以消除，建立在认知与认同基础上的人际信任自然也就无法生根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