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息不对称与医患信任在医患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中，医患双方各自拥有的信息的不对称是影响医患相互信任的首要因素。病人对医生往往知之甚少，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只知其表像而不知其内涵，了解不多也不透，即便是医生有着耀眼的光环或良好的口碑，病人对医生可信程度的准确判断仍然是依赖于亲身体验到的直观感性的个体经验，病人对医生的认识与了解仍然是一种从充满疑虑到半信半疑到基本信任的渐进过程，特别是对医生的医德和人品的认识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医生对病人的认识也基本如此，出于各种各样可能的原因和理由，病人未必能够全面准确和有逻辑地向医生述说自己的病况，医生也更难于了解和知晓病人对疾病医治所持有的期望要求、可承受的各种压力困扰以及对医治结果的接受与满意的心态，医生对病人乃至病情的认识与了解也是一个从怀疑到确信的直观感性的个体经验获取的过程。因此在这样的一种医患互动交往中，单凭医患之间直接面对面的观察、揣摩、体验、感受等感性直观的方式来形成对对方可以信赖的判断与期望，在理论上来说必将是一个多次重复的博弈过程，而在实践中事实上却往往是一种一次性博弈或终点博弈，从而使得建立医患信任的感性直观的交往互动难以对相互的信任产生实质性的促进性影响。医患之间旨在增进相互了解信任的交往互动也因此而蜕变成为一般社交性的寒暄与客套以及职业化的程序和范式，病人只是病患的载体，而不再是医生需要关注的主体与实体，充满同情心的医生和对医生满怀信任的病人所构成的理想化的医患关系再也难以存在了。这样的一种状况不仅增大了医患交往中的信任风险，而且也激励了医患双方各自寻求其他的途径和方式去减缓双方之间的陌生隔阂与信息不对称，化解医患交往中的信任风险，促进和提高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由此就为作为市场买卖交易的商品红包的生产和交换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与条件。
2.排他性资源占有与医患信任在医患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中，影响医患相互信任的另一重要因素即是医患各自拥有的、影响病患诊治的排他性资源，这种资源只为拥有者所专有和独享，另一方则无法也难以掌握和运用。医生多年的专业训练和长期的职业经历以及其的职业角色，使其对医治病患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对医治过程的了解掌握与干预控制，具有着病人所无法企及和动摇的专有独享优势，这种知识技术等资源的专有独享优势就构成了医生对求医看病的患者拥有了近乎至高无上的职业权力。这种优势及其所建构的职业权力一方面有助于患者对医生的信任，但同时它也限制甚至破坏了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因为这种优势和权力对于病人来说是不平等和无法掌控的，也即增大了病人信任医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对于病人来说，则拥有着影响医生行为的社会权力，包括选择医生、评价医生和检举投诉医生。这种权力的拥有既源自于病人对医生、医疗机构和医疗知识的了解与掌握，也依赖于社会所提供和创造的监管医生和医疗机构的各种组织、制度和舆论风气。在传统的以医生为主导权威的医患关系中，病人的这种社会权力对医生的影响和制约主要是通过组织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途径与方式得以实现，而在当代新型的消费主义取向的医患关系中，病人的社会权力则更多是通过市场化和法制化的途径与方式得以实现，因而使病人的权力对医生以及医疗机构的影响制约愈益利益化和社会化。医患双方各自所拥有的影响病患诊治的资源显然是不对等和不均衡的，在这样的资源占有格局下，医患双方就犹如是一人持剑、另一人握刀，对阵起来难免各有顾忌和疑虑，最终使得医患之间的交往互动、特别是缺少任何社会背景与关系脉络的交往互动始终都处于一种充满戒备与防范的不信任博弈之中。各自资源的专有独享以及互相之间的不对等和不均衡，使得希望和努力在交往互动中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医生与病人如履薄冰，这样的一种状况无疑将会促使医患双方各自寻求其他的资源和权力来化解双方之间的对立与不平等，培育和发展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这就为具有着建构社会关系、积蓄社会资本和交换市场利益等功能作用的红包的产生与运作创造和确立了其合理性与效用性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