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汉语的原初语境下，“道”、“德”本系两个词，而且常常被分开来讲。而孔子之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一句话，即是对此最好的明证。其中，“道”之不同于“德”正如“仁”之不同于“艺”，因此要志慕于“道”，据杖于“德”，依倚于“仁”，游走于“艺”；换句话说，“道”在于“志”，“德”在于“据”，“仁”在于“依”，而“艺”则不过仅在于一“游”而已。《论语集解》曾对此注曰：“艺，六艺也。不足据依，故曰游。”由此可见，在古人看来，“道”“德”之间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因此，不可相互替代；当然，亦不可大而化之，一概而论。
与此同时，在古人那里，“道”不离“德”，“德”不离“道”，“道”“德”之间又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如《大学》中有云：有“道”斯有“德”，“道盛德至善”；而《中庸》中，则亦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具体地说，在《管子》看来，“道常无形”而“德者道之舍”，它是“道”的寓所，是“虚无无形”的“道”得以安居之所在；也就是说，“道”在“德”中。“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意即人世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皆由“道”因“德”、禀“道”之精而最终得以生成。非仅如此，《管子》之中甚至还由此而更加明确地指出，“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心术上》）由此看来，在“道”“德”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确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分别；自然天成，浑然一体，须臾不可移易。有“道”斯有“德”，失“德”必失“道”。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要说此二者间尚有什么分别的话，那亦不过在于内外之间：“德者道之舍”，“道”由中出而“德”自外作。
但问题却是，所谓“道”、“德”者，究竟为何物也？
众所周知，“道”之难言常令古圣先贤们浩叹不已，更不消说是“德”了。对此，《管子》曰：“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同上）其实，与其说“道”是“自然”、“无为”或者是“率性自然”，“无为而治”，倒不如说是“中庸”更为深切著明；而“德”则亦然。尽管古往今来人们曾对其给予过这样或那样的诸多解读和诠释，但“中庸”无疑却是其中最为根本之旨意；或者说，它是其中的“至道”与“至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述而》）由此可见，“中庸”乃是“至德”；与此同时，“中庸”亦是“至道”。所谓“中庸之道”，顾名思义。而所谓“中庸”之道德，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不走极端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因篇幅所限，故兹不赘述）。
其实，这也正是当前有效化解人与己、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国与国间的冲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条根本原则和方法，即以己度人，推己及人；若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所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否则，在为人处世上，如果对此没能做到或者说做过了头，便总是不够“道德”的。
此外，这样一种“道德”，即使在清儒看来，亦乃是所谓“圣人之道”，并且认为，“四海推之而皆准”，“万世由之而无弊”，“弥亘亿千万世而不倾，横维四方上下而不绝”，“天地有裂焉，日月有缺焉，山岳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圣人之道无有穷也”；甚而认为，“古之所谓学，盖如是而已”（《古今学术之递变》）。这正有如董仲舒之所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列传》）试问：“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
（完，空心雨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