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阴阳五行思想发源于中国上古时期的农业社会，殷代的四方观念、“五行材质说”和《周易》的思想体系是我们所见最早的相关记载。阴阳五行彼此牵制、调和矛盾、循环往复的机制，因中国人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而神圣化，并演化成为一种涵盖天地万物的综合思维模式，左右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这种思维模式与戏剧的意志冲突精神是针锋相对的，是导致中国戏曲姗姗来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中国戏剧的起源；宗法制；君主集权；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中和
阴阳五行思想为中国自然哲学的源头，它以别致、精微而又至为广大、深厚的构思，构建起了宇宙万物起源的理论基础。但是，它深沉的张力和现实的意义，却是从思维模式上对中国人的社会形态、历史嬗变、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义理上的高度概括；并且由此而反作用于它所概括的对象，形成了中国人“思想的骨干”[1] (第1页) ，其深远的渗透力量，对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极为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戏剧的晚成，就与阴阳五行思想的源远流长具有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
一
别林斯基说：“戏剧类的诗是诗底发展的最高阶段，是艺术的冠冕。”[2] （第187页）为什么呢？其一，在于戏剧的综合性、超拔性，它是其他各类艺术抽精吸髓、追魂摄魄、高度锤炼的结晶，因此，它是一个民族艺术哲学之思辩水平的标志；其二，在于戏剧的复观性、反思性，它是人类对自身的存有、发展的、富有哲学意味的关照、追寻和思索，因而它是一种哲学意味最为浓厚的艺术形式；其三，在于戏剧的本质是揭示意志的冲突，它在情节飞奔结局的情致运动之中，通过自由意志内在与外在的斗争，来展示社会的矛盾，从而最为准确地把握时代的本质。因此，戏剧的研究，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度和时代，都是极为重要的事情之一。
据载，至少公元前534年，古代希腊雅典已经开始正规的戏剧演出。另外，地中海克里特小岛、古埃及、古印度，都在比中国戏曲出现早得多的时代就出现了戏剧，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戏剧理论著作①。唯独中国，作为一个举世瞩目的文明古国，其戏剧的生成不仅没有与上述诸国保持同步，而且一直到公元1200年的宋元之际才崭露头角。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文化之谜。
根据英国人类学之父E.B.泰勒的《原始文化》、弗雷泽的《金枝》、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和朱狄的《原始文化研究》等现代原始部落文化研究的著作，我们可以知道，人类的历史曾经是经历了十分漫长的狩猎时代的，没有狩猎时代的催化，狩猎猿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类。狩猎时代有三个最大的特点，第一，漫长。到目前为止，在人类所经历的各种历史阶段中，狩猎时代之漫长，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第二，艰险。狩猎时代的人类祖先所处的环境是极为艰险的，随时都处在被攻击的危险之中，随时都在生与死的交汇点上拚搏。第三，生活中充满了针锋相对的冲突。因为当时的人类祖先是与野兽的生活状态完全一样的，与野兽的搏斗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在人类的狩猎时代，我们的祖先或为了狩猎前的准备，或为了狩猎之后的庆祝，它们往往以戏剧的形式再现狩猎的场面。这种情况已经为众多现代原始部落的调查所证实。古希腊雅典、地中海克里特小岛、古埃及、古印度的戏剧之所以能够在公元前就可以发展壮大起来，就是因为它们的戏剧直接从原始的狩猎戏剧中超拔出来，而没有受到社会生活和政治伦理的蓄意干扰。而中国的戏剧生成则刚好相反，在文明社会降临到中国大地的时候，戏剧的生成受到了强大的遏制。
对中国戏剧何以晚成的原因，中国戏曲研究界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成果是不如人意的。由于对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考》中“以歌舞演故事”的错误理解（把王国维先生对元杂剧形式上的考证当成了对中国戏曲的本质概括），当代的戏曲研究界走的是一条形式主义的道路。本来，程式性、表意性、虚拟性确实是中国戏曲的特点，因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梅兰芳先生说，中国的戏曲艺术是一种“有规则的自由运动”。但是，只谈戏曲的唱、做、念、打，只注重戏曲的程式性、表意性、虚拟性，而不谈戏剧的本质——意志冲突，总是声称中国戏曲之所以晚成的原因，是程式性、表意性、虚拟性的各种因素还没有成熟。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浮浅的观点。注重戏曲的程式性、表意性、虚拟性，对戏曲本身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综合之谓，实际上有其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宽广的人文视野，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艺术形式上的概念。因此，戏曲的探源就绝对不能只是在戏曲本身的圈子里游弋。笔者以为，中国戏曲是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成长起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的方方面面无不浸透着民族文化、历史的精神。因此，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化的研究，就戏曲而研究戏曲，是不会有什么本质性的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