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这种忏悔与禁欲原全是两回事。忏悔不是离开伦理生活去接受惩罚，而是在伦理生活之中担当自己的和他人的罪，忏悔如果成为一种脱离伦理实体的行为，就无法表现为宽恕了，从而也就不再是伦理生活的原则。离开了家庭、社会的禁欲生活就完且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敬拜。当然，忏悔包含了对自然欲望的克制，但却不是为了“克制”而进行克制，而是为了能够达到与其它“自我”的统一而进行克制，是为了宽恕他人而进行的克制。所以，黑格尔提出“伦理生活”而非“禁欲”是敬拜。事实上，把禁欲理解为敬拜是与把神理解为全知全能者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论述过的那样，这样的信仰把神作为全知全能者置于个体生命的对立面，是苦恼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
至此，我们可以对前一节关于忏悔的论述作深一步的理解。忏悔不仅仅是为了能够重建伦理生活体系，更是为了自我的真正实现，使自我不再囿于有限当中。事实上，在这里已区分不出“伦理生活重建”与“自我意识实现”这两者了，它们已经完全是同一个过程了，这个过程现在有了另一个名称——“敬拜”。“敬拜”更准确地表达出了：精神在这一阶段不是为了“人与人更好地相处”，也不是为了使“人充分发挥能动性”，而是为了实现它自身，在人的忏悔与宽恕中了悟到一切对立都已能到统一。
黑格尔一再强调敬拜离不开信仰。“敬拜中的前设是，神与人的和解已经自在自为地达到了，所以，问题不在于产生这一和解，相反，只是这种和解要在我这个特殊的人之中产生出来，因为我在实际的领域中还是一个个别的人。加入到这种和解中去就是敬拜的行为。”（53）即，敬拜与信仰是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接合在一起，才能完成自我意识的实现、伦理生活的重建，而最终也就是精神自身的实现。
但我们仍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希腊宗教中，神像是和谐优美的，敬拜的过程是喜悦自由的，而基督教的神启示为一个痛苦的死亡过程，基督教的敬拜则是在个体生命中去经历这个过程。如果说苦恼意识曾向往希腊，正是因为在希腊精神中存在这种自由喜悦和谐，那么，基督教这种表面上看起来阴暗痛苦的宗教如何能够与希腊这种民族宗教相比，如何能给苦恼意识重新带来它所渴望精神状态？
黑格尔指出，基督教确实长久以来给人以消极受苦的印象，但这是知性思维来理解基督教的结果，或者说是以基督教面目出现的苦恼意识，而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在《美学》中，他特别提到了当时的许多著名人物，如席勒，歌德，都对基督教抱有这样一种误解。在评到席勒以基督教的“凄惨的寂静”，“阴暗”，“忍让”来反衬希腊的“生气灌注”时，黑格尔说，真正的基督教并非是倡导人们单纯地受苦，而是要“使精神达到更高的自由以及自己与自己的和解，这是希腊人所不知的一种自由和幸福的境界。”（54）
希腊的神固然是和平宁静的，希腊的崇拜仪式也固然是自由喜悦的，但是，由于希腊精神缺乏真正的自我意识，缺乏真正的主体性，“神们的形象表现不出精神的运动和活动，精神并没有离开它的肉体的实际存在而返省本向，没有通体渗透着自觉的内心生活。”（55）由于缺乏精神内在的运动，他们只在“石头和青铜里”存在，而不是有血有肉的或实际存在的神。他们最合适的形式是矗立不动，不能有动作冲突。而在自我意识出现之后，希腊那样直接的和谐优美被破坏了，但是，精神却内敛为自我，去经历种种的矛盾冲突而在经过最深的对立痛苦之后重建和解。这样的和解带来的自由与喜悦也是希腊的自由与喜悦不可相比的。正象基督经历了最痛苦的死而复活一样，基督教的喜悦是经历了痛苦的死荫幽谷之后的喜悦。
这正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的：“这哭泣终将变成平静的喜悦，你的悲苦的眼泪将成为平静的感激之泪，成为能使人从罪恶中获救的净化”。（56）“尘世的一切苦恼，尘世的一切眼泪，对于我们都是欢乐；只要你用自己的眼泪把你站着的那块土地浸透半俄尺深，你立刻会对一切都高兴起来。”（57）黑格尔也指出，“消逝的主体的痛苦和死亡转化到自己的反面，转化到欣慰和幸福，转化到经过和解的肯定性的存在”。（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