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上述的观点，黑格尔指出，在基督教中，人才第一次被承认为真正的自我意识，成为主体，黑格尔认为这一点是希腊无法比的，而且欧洲自我意识的出现起源于基督教，基督教才第一次确定了人的主体地位，“普遍性就其真正的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思想，……直到基督教时期，思想才获得充分的承认”，“基督教的欧洲之所以不复有奴隶的真正根据，不在别的地方，而应当从基督教原则本身去寻求。基督教是绝对自由的宗教，只有对于基督徒，人才被当作人，有其无限性和普遍性。”（36）
这种神圣的自我意识也就是人的真正的本质，即我们前面所说的人的本质潜在地是善的，是以神的形象为依据的。但人直接地却是一个有限的存在，是与其本质不相符的，因此又是恶的。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虽然高扬了人的自我意识，却不是直接把人等同于这种神圣的自我意识。人要真正地获得自我意识，实现其本质，就离不开忏悔。因为忏悔正是对罪的否定，对有限性的扬弃，忏悔表明，人“认识到与罪恶相对的真理，并渴望着善——也就是说，通过忏悔，他们的罪消失了。”“已发生之行为的后果被取消，这在感性的方式看来是不可能的，而以精神的或内在的方式却是可以做到的。”（37）忏悔因此是对一切有限性的否定。
忏悔无疑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更重要的是，痛苦本身就是忏悔的先兆。因为痛苦说明人不在他应在的状态。“痛苦恰恰是肯定当中的否定因素，意味着肯定性在自身之中是自相矛盾的、受到伤害的”。（38）这就是人的直接的有限存在与其真正的自我之间的矛盾（或用基督教语言所表述的人与神之间的矛盾）。痛苦催生着一场经由忏悔而来的“和解”——人与神的“和解”、人与自身的“和解”。而最终，这种“和解”落实为人与人的和解，即表现为宽恕。
这就是基督教对自我意识的看法，即，肯定人的自我意识，又看到自我意识的实现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为我们理解苦恼意识本身的价值提供了线索。黑格尔指出，“只有当认识到善或神是唯一的，是纯粹的统一时，恶与痛苦也才是无限的。”（39）人越是认识到自己的本质是绝对的普遍性，人也就越是发现其直接的有限存在与绝对的普遍性越相矛盾，因而痛苦也越大。据此观点看来，由于希腊人尚未意识到绝对的普遍，因此，希腊人还不配具有这种极深层次的绝对的痛苦，也没有发现这种极深层次的恶。而现代人具有了自我意识，现代人的苦恼正是自我意识的伴生物，苦恼意识在有限与无限的对立中感到这是一对最深刻的矛盾，自我的两个环节分立在两极，无法统一起来，苦恼意识在矛盾的双方中取舍时，总是感到不应当。黑格尔指出，“恶同时指向着善”，痛苦意味着“绝对的和解的必要”。没有这种对恶的认识，没有这种深刻的痛苦，人就离精神、离自己的本质越远。因为“精神由于其内在的无限分裂与痛苦而迈向前”。（40）这就是苦恼意识的意义所在。
但是，重要的是现代人不要对自己隐藏其罪恶感与痛苦。而这正是现代人没有做到的。如前述，苦恼意识往往是要把自己化装成快乐意识，或是享乐性质的快乐，或是道德上的自我陶醉。这两种情况不仅掩盖了心灵真正的痛感，而且也掩盖了罪感。十九世纪之前的现代哲学几乎不涉及“痛苦”与“罪恶”这两个题目，只有那些真正反思着现代问题的哲学才思考这两者。古老的基督教却一直在提醒人们注意心灵中的恶与痛。而黑格尔也意识到，从精神的内在逻辑发展来看，在希腊之后的精神历程必然是痛苦的，甚至是罪恶昭彰的，“精神的和解只应理解和表现为精神的一种活动或运动，即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发生了一种挣扎和斗争；灾难、死亡和空无的痛感，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作为一种重要的因素而出现了。”（41）
这个过程就是忏悔的过程，是心灵的赎罪史，通过忏悔而自愿地承担罚，从而使有限性的状态得以消除。现代人要从虚假的自我意识中摆脱出来、要完成真正的自我意识，就要象《罪与罚》中的主人公一样，从心灵的狂妄中清醒过来，直面自己的罪恶以及因之而来的痛苦，然后，通过一种真心的、甘愿受苦受罚的忏悔来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我”、真正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奥斯维辛之后现代人所感受到的巨大痛苦，就象是《罪与罚》中的主人公犯下的杀人罪后所受的心灵煎熬一样，只有通过下跪祈求耻辱，才能得到释放，才能象《罪与罚》的主人公一样，有勇气重新拥抱自己的母亲和姐妹。而真真实实的施泰因的牺牲，可以说早就为“奥斯维辛之后诗歌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那就是：去忏悔，去宽恕。一切的自我分裂症只能由此唯一的办法来医治。自我意识的实现就是一条宽恕他人而自身忏悔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