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最早因军事用途而诞生，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逐渐发展壮大。网络传播的全球性、互动性和超文本性使其得以顺利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个性的塑造等诸多层面，网络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这不仅仅表现在网络对于原来社会的生产关系、结构、资本、技术的重新配置，也涉及到其对原来社会公共传播制度的消解及对社会话语权利的争夺，甚至也表现在其对社会人文精神、理性、信仰的冲击。那么到底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能构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呢?网络传播促进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边界在哪里呢?在网络蓬勃发展的今天，这无疑是值得思考的学术问题。
《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是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在2001年推出的一本学术论文集，该书的编选过程注意到始终以“批判的警醒”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网络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把网络放在社会的复杂背景下进行多视角的审视。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乎对立的观点，这正是编者尽可能丰富地去探讨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的尝试，旨在让我们了解网络技术在社会应用中所衍生的种种可能性。书中把这些探讨分为四个层面。
第一层次是围绕网络传播的社会价值展开的思考。从中国的现状来看，网络技术的应用以及随之而来的网络产业的形成不仅是中国直面信息经济的一次契机，也是改造中国传统产业的一次契机，有望通过体制内、体制外两种经济组织的充分对接改变中国畸形的经济运作机制，整合沉淀在体制内的各种资源，实现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可能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新动力。当然，网络是在具体的社会与文化中应用的，其技术成效及合法化形态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因接受技术的个人的心理、知识、社会与文化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果视传播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网络传播亦难以摆脱社会再生产中的种种逻辑。同时，人们注意到，在网络传播发展的背后是资本向全球扩张的冲动，网络传播的发展过程也要受到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制约，它并不是一个无利害的技术平台，所以，学者们有理由质疑网络是否真的能给社会带来经济和文化的公平与自由。
第二个层次的探讨是围绕网络传播对社会民主的展开形式及网络传播的制度化问题展开的。网络的发展是否改善了公众民主参与的技术手段?改进了公众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是否能够改变原有的权力秩序?还是会导致更隐秘的信息控制和信息霸权?英国学者认为，很少有证据来记录英国政党在竞选和选举过程中应用互联网后有异于以往选举的本质差别。的确，技术手段里面不会自动生长出现实的交往自由。但是尽管如此，技术的进步本身还是提供了对付政治和社会领域中不平等的技术药方。新技术媒体所开辟的新的传播空间使新的社会互动成为可能。所以，在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学者寄希望于通过网络讨论空间实现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期望，以在民众与政府之间维持一定的张力。正是因为网络传播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任何社会都不会让它放任自流。人们意识到，如何建构一个网络传播的管理范式，使其保留一定的弹性空间，是当前政府面临网络传播要思考的重要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围绕网络传播对社会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冲击来展开思考。在网络技术的冲击下，人文精神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出现了新的可能性，如知识的民主、交往的自由、开放性的理解、市场机会的拓展和信仰危机，但这种技术可能性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制度条件与道德条件的情况。网络传播对传统的传承及对人文学科研究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乐观地看，这有利于打破中国原有的不平等的文化格局，增加跨学科研究和业余写作的可能性；但同时面临的是知识地位的下降，人文学者记忆力衰退、历史感淡薄、独立性减少等负面的可能。同时，网络传播使原有的各种传播方式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联结在一起，传播情景的交融使得网络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特点。而由于传播主体的不再场，传播的责任感大大下降，煽情、色情的信息泛滥于网络之上，从而引发网络时代的道德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