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一
　　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地转型，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话语转型，而其集中表现，则是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对这一转型从发生、完成的文 学史过程，特别是从其内在话语逻辑看，与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之说，有着直 接而深刻的联系。
　　中国文学进入到近代后，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获得生命力以承担开发民智使命，其 意义诉求、结构关系、存在方式等作了巨大地调整、变革，表现出与传统文学绝然不同 的诸多特征。例如“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文体(注：梁启超：《清代学 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关于新文体的形成、特点及意义，可参见方 长安的《晚清文体革命与日本启蒙文学》，《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5-47页 。)、小说的未来完成式叙述方式。(注：参见王德威的《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 1998年版，第111页。)等等。然而，这种变革是在强烈的政治意识作用下进行的，变革 虽落实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小说革命、诗界革命、文体革命等，但旨归在“国家”想象 与叙事上，所以文学中“人”的觉醒主题被“国家”意识所遮蔽，文学成为宣讲“国家 ”话语的重要方式，“国家”话语成为文学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也就是文学的中心话 语。
　　并不是近代知识者没有意识到个体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章太炎、严复，特别是梁 启超，都发表了关于个性独立的种种见解，但是，当时的主流话语是民族独立、国家权 利，“今日欲救我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注：转引自叶易的《中国近代文 艺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而非个人主义。这种国家意识构成了近 代文学变革的动力：“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注：梁启超：《论小 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1)，中华书局1989年版。)，“今日诚欲救国，不 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注：王无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 《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文学具有关乎一国命运的重 要性，文学也自然以表现“国家”为重要内容，如《新中国未来记》《中国兴亡梦》《 梦平倭奴记》等，以至于是否具有“国家”思想成为评论小说的重要标准：“今日通行 妇女社会之小说书籍……可谓妇女之教科书；然因无国家思想一要点，则处处皆非也。 ”(注：转引自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页 。)所以，近代文学是一种以“国家”话语为出发点与目的的文学，或者说，“国家” 话语是近代文学的中心话语。
　　　　　　二
　　这种文学中，作为个我的广大社会成员被漠视，或者完全粘附于国家叙事。“个”被 抽空，其结果是国家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在无视具体的个人的同时，国 家叙事沦为一句空话。这样近代文学无论怎样变革，变革到何种程度，都无法实现自己 开发民智、匡正国家的政治理想。走出“国家”文学话语误区，使文学转而立足于人， 以具体的人作为话语言说中心，无疑成为后来文学发展的一大课题。
　　从后来文学嬗变史实看，“国家”文学话语向“人”的文学话语转型的情形极为复杂 ，而促成这种转型的原因，从不同角度理解，更是多种多样的；但如果从日本文学影响 角度切入考察，则不难发现白桦派理论的启示、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也许是最直 接的理论推动力。
　　白桦派因1910年(明治43年)创刊的同人杂志《白桦》而得名，其代表作家是武者小路 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长与善郎等。他们高举人道主义大旗，尊重个性与生命创 造力，力图将人从各种束缚中救出，重新调整人与他者尤其是与“人类”的关系。
　　武者小路在《＜白桦＞的运动》中指出：“白桦运动是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 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的运动。……为了人类的成长，首先需要个人的成长。为了使个 人成长，每个人就要做自己应当做的事，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工作尽力做好。 ……为了人类成长，个人必须彻底进步，必须做彻底发挥良心的工作，白桦的人们就具 有所需要的东西。……使我们进行创作的是人类的意志。因此，我们是抱着使自己的血 和精神渗入和传遍全人类的愿望而执笔的。”(注：转引自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23—324页。)个人与人类的关系在这里是互动的， 而其出发点则是个人而非人类，即通过个人或者个性作用于人类，使人类健康成长，个 人在这种关系结构中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