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趋冷与趋热
1993年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以来，从1994年开始，连续8年中国经济增长走低，物价形势相应从通胀转入通缩，今年以来出现的高增长，许多人把它看成是中国经济进入又一高增长期的标志，特别是已经出现了较大面积的缺电现象，许多产业领域的投资也上得很猛，因此有人担心可能出现类似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出现过的前三次过热（1984～1985、1987～1988、1992～1993年），从宏观调控看，需要适当刹车。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8年走低，有两方面重要的结构性原因。
第一，“二元结构”的影响，这是旧体制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不能参与到城市现代经济活动中去，导致收入低下，农村社会购买力严重不足，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市，扩大了城市的投资和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使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夹缝更加狭小。1992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加速拉开，是抑制中国经济需求增长和物价走低的重要原因。从农村消费市场所占份额看，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7％，下降到1991年的48％和2002年的37％。所以，13亿人口，9亿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况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第二，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5年，市场经济早已在经济运行中确立了主体地位，改革也导致了社会分配关系的深刻变化。据有关研究，在改革之初，中国的“吉尼”系数只有0?23，到90年代初期刚刚超过0?3，而目前已超过0?45。对比美国，上世纪70年代才0?36，90年代初期才超过0?4，90年代末期才达到0?45，而在这个水平，美国只占5％的少数富人，已经集中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社会财富。中国当代社会的财富集中度目前还没有具体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显著拉大，会出现现代市场经济的通病，就是储蓄过度与投资不足，从而导致经济进入长期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趋势，这也可与当前居民储蓄大增和消费品供应普遍过剩的情况相印证。
当然，这不是说市场经济就没有过热和通胀问题，但从国际经验看，日本从战后到70年代中期完成工业化共出现过7次过热，都是因为国际收支失衡需要进行紧缩，至于发达国家的通胀问题，则常常是和经济衰退所导致的过度财政扩张有关。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国际收支顺差很大，又有很多外汇储备，就没必要考虑“刹车”。
总之，从以上两方面看，导致中国经济连续8年走低的大的结构失衡背景并没有发生变化，实际上，对中国经济更需要担心的是，在中长期内如何对付因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增长乏力问题，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通缩。
但是，中国经济毕竟出现了显著快于前几年的增长速度，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与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出现了一批高收入家庭有关。据有关资料估计，中国目前年人均收入在3千美元以上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有1?3亿人口，大约4千万个家庭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这些家庭的财产积累和年收入水平，已经使他们开始进入了住宅和汽车消费时代。目前高速增长的几大产业，无不与这些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有关，就是与住宅和汽车的消费需求增长有关。以汽车为例，1991年汽车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排名还在第15位，2001年上升到第8位，今年上半年已经排到第5位。汽车和住宅消费的增长又强劲拉动了钢铁、机械、电子、化工、建材等产业的增长与投资。2002年，中国的私人轿车社会保有量约500万台，对4千万个高收入家庭来说，轿车拥有率不过才12?5％，离发达国家高收入人口的轿车拥有率还差得很远，如果这4千万个家庭到2010年轿车拥有率上升到75％，未来8年就需要增加2500万台，年均增加300万台，汽车的年均销售增长率就可以达到30％。再加上住宅的拉动，中国经济在2010年以前保持年均9％的增长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每年进入高收入家庭的人口还会与经济增长同步增加，到2010年可能再增加1?1亿高收入人口和3600万个高收入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