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宪政平衡论包含着实践精神，体现了宪政建设从理性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宪政应当是实践的。除英国宪政是自发生成外，到目前为止的其他各国宪政其建立和发展经历了由理性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宪政平衡论提供了这一转变的路径。各国在建立宪政之初，理性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各国具体的宪政制度都是理性主义建构的结果。早期的政治思想家们甚至认为，凭着对理性的信仰，就能建立起完美的、理想的、而且真正有效的宪政制度。实践已经证明这一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凭借激烈的阶段斗争或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宪政最多只是后来成熟宪政的雏形。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美国宪政去与200多年前刚建立起来的宪政制度相比，我们会发现二者间存在惊人的差异。真正成熟的宪政，不仅需要理性光芒的照耀，更需要经验的不断累积。纵观各成熟的宪政国家，其完备、有效的宪政制度，除了以理性主义的宪法条文作为其基础外，无不以宪法判例、宪政惯例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是这一部分使宪法成为了“活的宪法”。宪法判例、宪政惯例的形成和积累过程就是宪政平衡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宪政的发展过程就是宪政不断达成平衡的实践过程。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宪政的创新能力，不断达成平衡使宪政处于动态发展之中。
第四，宪政平衡论突显了程序的意义。各种相互冲突和对立着的政治力量、利益集团必须通过一系列如交涉、商谈、博奕、协调、选择等行为才能达成妥协，实现平衡。程序就是交涉、商谈、博奕、协调、选择的原则、条件、方式和过程的总和。程序在宪政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宪政中如选举、立法等并没有预设的实体内容，其结果公正与否完全是从程序的合法性来判断的。“无论结果如何，只要同意程序即接受了结果”，“其结果之所以是公正的，就是因程序是公正的、合法的，或者是大家所接受的” 〔39〕。因此，在宪政中理应确立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使宪政平衡的实现理性化、规范化，它不仅“意味着遏制冲突的努力，也意味着把冲突转变为允许为了不同的立场合理争论的符号性冲突”〔40〕（47页）。因此，正当程序的进行过程即是实现宪政平衡的过程，程序的结果即是宪政的一种平衡状态。
总之，宪政平衡论为宪政实践提供了一种切实的指导思路：权利与权力并重（而不管在价值上是权利本位还是权力本位），权利义务并重（而不管在价值上是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对权力适当分离并相互制衡。在笔者看来，近年法学界关于“本位”之争实则只具有价值上的意义，在实践中，我们不能只强调权利保障而一味地限制权力，更不能相反，强调权力而忽视权利；也不能只强调权利行使，而忽视义务的履行，或者只强调义务履行，而完全无视公民的合法权利。宪政平衡论的基本态度是：不断在权利与权力、权利与义务之间实现平衡，使权利与权力、权利与义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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