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敬本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基层民主政治的研究。近期他主持并完成了《县乡两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建立民主的合作新体制——新密市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机制的调查研究报告》，通过体制比较法，他对如何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过渡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近日，本报记者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道路以及农村民主选举等有关问题，对荣敬本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20年，取得了举世瞻目的成就，但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迟缓。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究竟在什么地方，中国应该如何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之路?
荣敬本：首先，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必须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是从古希腊、罗马城邦国家发展而来的。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体制被称为“秦汉体制”。它不同于欧洲的封建主义，而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崔之元博士提出不能套用西方的“二分法”，即国家和市民社会来分析，而应采用“三分法”，即中央、地方(省、市、县、乡)、民众。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体制传统中存在的致命矛盾是，一方面，最高统治者(中央)想通过与民众结盟，打击大户豪强和地方官员(地方)的离心倾向；另一方面，又害怕发动群众引起动乱，往往不得不在多数情况下成为大户豪强和地方官员的保护者。这种体制的长期存在，虽然对保持中国的长期统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或市场机制的形成。而且这样的体制在中国很有顽抗力，对解放后实现的计划体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计划体制下，资源的主要支配权掌握在各级官员手里，依靠各级行政官员来配置资源。这就是我们的制度遗产。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议会民主制。
其次，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但对地方政府的制度约束似乎研究不够。如果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始于农村，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起始于农村，特别是起始于县乡两级政权。通过在农村的调查我们发现，中国的农民对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有强烈的要求。毛泽东在农村调查序言中有一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看来，这句名言并没有过时。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就是——农民拥护中央的权威，这种权威具体地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没有这种权威，会出现地方割据和霸权。但是，他们又担心，在中央权力下放而地方官员又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地方的某些腐败现象逐级向上延伸，从而直接影响中央的权威。出路是在中央的领导下，从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到完善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地方官员由民主选举，对县乡两级财政进行民主监督，地方的事由各地民主决策。来自基层的民主制度创新的经验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调查中，我们深深感到，农民的意见恰恰提供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途径。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走西方议会民主的道路，而应走农村基层民主的道路，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方向。
记者：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有人认为中国农村农民素质差，文化水平低，不能搞民主，也有人担心由农民民主选举出来的干部“不听上面的话”；也有人借口农村的家族、宗族势力会操纵选举，因而反对进行农村民主选举村干部，请您能否针对这些疑虑和担心，谈谈自己的看法?荣敬本：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有人怀疑中国农民和农村干部素质低，不能搞民主。在调查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却相反。因为农民没有大锅饭可吃，在历史上农民受专制的官僚体制压迫最深，他们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会像选举自己家庭当家人一样，选好自己村里和乡镇的当家人，更加关心乡镇的重大问题，做出民主的决策，并为实现这些决策做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