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范导与纠错：道德养成需要制度的伦理关怀
一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根本目的就是要全面提高公众的道德自觉性以形成整个社会的良好的道德风尚。衡量道德建设成败的关键主要不在于订立了多少道德规范以及这些规范的内容达到了何等程度的进步水平，而在于社会公众是否都遵守了一个社会共同要求的道德准则，是否普遍地养成了文明的道德习惯。如果一个社会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是高度文明和进步的，但是其公众的行为选择普遍是不道德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是不健康的，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不可能是成功的和有效的。因此，加强社会的道德建设必须着眼于如何增进社会公众的道德意识的养成和道德行为的自觉。
毫无疑问，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首先是人们内心世界的活动。它是一种无形的、非程序化的精神力量，深藏于人们的品性、意向之中，内化为人的感情、意志和信念。某种价值观念要想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就必须以“征服”、“俘虏”人们的心灵，获得主观上的确认为前提。在道德建设中，道德教化（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或思想政治工作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不明是非对错、不辨善恶美丑的行为主体，是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性的，即使他并非故意作恶，但也有可能因无知而违背道德规范。因此，只有反复进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道德教化，帮助人们正确区分什么是是非对错，什么是美丑善恶，明确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个体逐步建立其所理解和追求的由道德理想、道德信念、道德价值等意识和观念所构成的意义世界，一种普遍的、共同的社会道德自觉才会成为可能。
然而，道德意义世界的建构只是道德自觉的可能，还不等于道德自觉的现实。要使人们的道德意识真正转化为普遍的道德自觉，仅仅有道德教化是不够的。因为一方面道德教化总是以假定的、理想的人性和道德图景为前提，虽然可以陶冶人的主观世界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激励和引导现实的人们为实现超现实的理想目标和意义世界而努力，但它无法解决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只有理想的劝导不可能让每个人在现实的利益冲突面前保持崇高的道德。另一方面由于道德教化是通过传统习惯、社会舆论、思想劝导、榜样示范等柔性手段和途径来进行的，要通过主观世界的自我接受和认可才起作用，它对那些有较高道德责任感和较坚定的道德信念者是有效的，特别对那些不明事理、不知如何行为的教育对象更有作用，但对那些道德建设的逃避者、违规者、破坏者，它除了给予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以外往往无能为力的，不能保证社会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因此，要保证社会道德意识得到普遍养成和社会道德规范得到共同遵守，就必须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强化制度的规约，使社会公众的道德自觉得到制度的伦理关怀。
所谓制度的伦理关怀，就是为道德建设提供一种制度安排的伦理环境，使社会公众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的养成得到制度力量的支撑、调整和关怀。因为人的道德自律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在道德社会化过程中，道德规范的遵守是以自我本性的必要节制为前提的，而人的本性具有无限膨胀的自然特性，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力量作为他律进行控制和调节，光靠个体的良心是很难遏制自然本性的无限膨胀的。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研究认为，儿童是出于对“制定”道德律令的成人权威的敬畏才遵守道德规范的，而成人权威的确立又是以责罚为前提的——即信守道德才能避免各种不愉快的责罚（包括免受皮肉之苦）。儿童的道德成长过程其实也就是人的道德社会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如果我们把成人的权威看作是制度权威，把成人的责罚看作是制度责罚，那么皮亚杰的研究就使我们不难理解制度调节对道德社会化过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