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对儒家那套修齐治平的理论虽十分推崇，但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他说：“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31页。）。他强调指出，在恢复了我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但是，我们能否把欧美的长处学到手呢？他对此充满信心。说“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孙中山认为，“我们除了知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他列举了中国古代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发明创造，来说明“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0～251页。）。
孙中山是一位胸怀大志、放眼世界的革命家，他既立足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又不忘记中国对于世界人类应尽的责任。他提醒国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要济弱扶倾”，“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所说的“国粹”，指的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固有道德指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观念；固有知识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就是《礼记·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人生信条；固有能力指的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发明创造能力，如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
浏览孙中山的全部著述，他心目中的“国粹”远不止这些。如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他就曾一再予以肯定。武昌起义后，他在欧洲发表演说，说革命后将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汉文每字一义，至为简洁，亦当保存；惟于科学研究须另有一种文字以为补助，则采用英文足矣”（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在1919年出版的《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中，他严厉批评那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连语言文字都要废除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说废除中国文字，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此外，中国的诗词、饮食、烹调等，都是他心目中的“国粹”。
他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更是十分向往，认为那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据刘望龄教授遗著《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统计，该书辑得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字幅39件，加上字异义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同”等36件，共计75件，占整个辑获量的16%，是赠人最多的（注：刘望龄辑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21年12月10日，他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讲革命军人应具有仁、智、勇的道德。因此，大同观念和仁智勇的道德，理所当然也属“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