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假说并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摘 要：针对杨小凯教授《后发劣势》等文的主要论点，本文运用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与之相反的看法，提出了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不同境界的三个假说。第一，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在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过程遵循着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反的路径，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可能对长期发展不利；第二，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在某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在制度上具有“先行者劣势”，发展中国家具有选择性模仿甚至不模仿发达国家制度的后发优势，并反过来为追赶对象提供可供模仿和学习的新型制度组织；第三，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制度创新取决于人们的创造性活动与结构性制约条件交互作用的特定情境与脉络，制度创新的第三种境界就是能否意会性的和有目的地利用这些特定的情境与脉络，创造出独特的竞争优势。
关键词： 后发工业化 后发优势 后发劣势 制度创新 演化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转轨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
2000年底，杨小凯教授运用沃森的“后发劣势”理论，列举我国经济改革中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请我们注意后发劣势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严重不利影响,其核心论点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虽然这样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却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成为不可能。杨小凯教授认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同时存在，“后发劣势”的克服是“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前提，而如果要克服“后发劣势”，就必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特别是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
针对杨小凯教授的中国制度建设的后发劣势说，林毅夫教授2002年撰文提出商榷。基于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林毅夫教授认为，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后发工业化国家能否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关键就在于发展战略，即政府政策能否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它们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内生推动力将要求并将产生的变革才能真正奏效。
笔者认为，林毅夫和杨小凯两位教授争论（本文简称“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受“林杨之争”的启发，本文运用演化经济学基础原理，提出了有关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个假说，它们分别对应于这些国家在制度创新潜力上的不同境界，文章结构如下：首先讨论“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并对“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其次，与制度模仿的“后发劣势”说相对应，总结并命名“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假说；第三，提出“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假说，并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探讨，倡议对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孕育而生的特定情境进行研究。在论述这三个假说的过程中，笔者对杨小凯教授的相关论点提出了商榷。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变迁来说，“林杨之争”的结论不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将集中在于宪政改革问题上。总结目前的讨论，笔者把它归纳为三个问题。第一，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在发达国家的政体中是否是较优的？杨小凯教授虽未明确将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推许为唯一至善至美的制度，但他确实认为，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较之人类试验过的其他制度为优。而林毅夫教授则认为，从发展的水平来看，日本、北欧都赶上美国了，新加坡也超过了英国，但这些国家的基本体制都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宪政的体制安排，因此，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也不能确认英美的宪政共和体制要优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家们支持林毅夫教授的看法，达尔文革命已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和理性最优的观念，正如笔者撰文指出的，新比较经济学也已否决了著名比较经济学家艾登姆等“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这种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论。第二，后发工业化国家和转轨经济是否可以直接照搬英美式的共和宪政体制？对杨小凯和萨克斯教授来说，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就意味着对英美式共和宪政体制的照搬。但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忽视了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对宪政转轨的关键性影响，所以，他们不仅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仍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宪政的体制安排，也不能解释许多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的议会政治所遭遇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与演化经济学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新奇不断突现的演化过程不同，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预先排除了转轨过程中更有效率的“适应性”政体的出现。第三，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在没有实施休克疗法的宪政转轨情况下，这些国家是否也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长期信任关系？这是“林杨之争”中最关键的问题，笔者把它转述为：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上，后发工业化国家是否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本节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并对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